朝花夕拾 四步导读版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以优美的文字、热烈而又深沉的感情回忆了作者从儿时到青年，辛亥革命时期的生活片段，侧面揭露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景象。作者在回忆保姆、父亲、老师和朋友逝去的同时，也对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爱憎分明，作品中流露着一位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生存的基本问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回忆和成年以后的深沉思考。

鲁迅，有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小引1
范爱农3
《二十四孝图》13
藤野先生21
阿长与山海经29
父亲的病3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43
五猖会49
狗·猫·鼠54
琐记63
无常71
后记79
题辞87
秋夜89
影的告别93
……

     范爱农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当时正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与秋瑾等人约定在皖、浙同时起义．后困叛徒出卖，不得不提前发动，在陈伯平、马宗汉等协同下，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失败被俘，于次日凌晨就义）。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1875—1907年，字睿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日本，加入光复会、同盟会。1907年主持绍兴大通学堂，联络革命党人，谋划反清起义。同年7月，因起义事先泄密，秋瑾被捕，7月15日英勇就义）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日本浪人：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写作参考点：这里运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主要抓住眼睛的特点来突出范爱农的外貌特征。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即“好以青白眼视人”——对看得惯的人“青眼有加”，反之则待以“白眼”。阮籍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愤世嫉俗的代名词。在鲁迅先生看来，范爱农也是这样一个人。】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精解点评：这描写的是“我”的心理活动，表达“我”起初对范爱农的厌恶，这是一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这里的“革命”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又称“武昌首义”）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精解点评：此处两人相视一笑，为下文中两人几年后的重逢并交好作铺垫。】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