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上海

“寻找中国”丛书遴选了一批百年前的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的作品。这些当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想象和中国故事。中国之行，带给他们难忘的新鲜感和呼之欲出的灵感，他们写下回忆文字，并留下大量的老照片和绘画作品。通过这些，我们得以远望百年之前的中国，重温远去的场景。在这些外国人的亲历中，我们眼前呈现出一个百年之前立体的中国……

《环绕上海》讲述了美国作家哈罗德？师克明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初夏来到上海，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中国之旅。在这半年间，他走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多个省市，体验了当时长三角鱼米之乡的生活，感受佛教文化，并同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共住一个多月，品味了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趣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活色生香的百年前中国世俗生活的画卷。

主编：李辉，当代作家。1956年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不错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沧桑看云》《百年巴金》《封面中国》等；译著有《枯季思絮》《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中国股市绘本》等。 译者：殷鹏，江苏连云港人，80后，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供职于人民日报社。

致中国搬运工
第一篇 住家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篇 河流之城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三篇 佛陀之岛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四篇 小房子
第九章
第十章

    4 然后，阿周意外出现了。他是一个老头，个子很小，脑袋呈梨形。摘下帽子以后，那梳得又高又直的黑头发让脸显得更长。一条蓝色的长棉衫罩住了他的身影，他的右眼罩着一只黑色眼罩。从整体看，他似乎更显得可怜而非 可恶。他一只手攥着一把纸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中国朋友王熙洛写的几句推荐语：阿周先生不同凡响，他可以说一种像英语的语言，肯定能满足您的要求。 酒店经理给我推荐过一些会说英文的小帮手，并声称他们的英文说得“灰常标紧”（很好标准）；我和他们都一一简单聊过，但一旦当我从谈论天气这种泛泛的话题转移到某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时，就面对着一堆误解。与他们相比，阿周那只完好的眼睛中透出了理解，嘴里蹦出的也是相似的音节，真是又棒价又不高；所以此事立即解决。 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想要结识左邻右舍只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乘坐住家船！因此，阿周和我一起向苏州河走去。苏州河把上海一分为二，然后垂直地流入黄浦江。我们是步行过去的，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在“老大”（首席船夫）看到我们之前，以随意的、漫不经心的方式接近他们的住家船仔细看一看。阿周先生说，要想谈成满意的价格，装作这种态度十分必要。经过多次无果而终的尝试，我们看到一条看起来很不错的住家船停在桥边。这条住家船的“老大”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神情凝重，留着山羊胡，看起来像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站在船头，陷入沉思之中。（他后来告诉阿周，我们在半英里之外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们！）因此，我们毫不费力地就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结果还租用他的船一个月（含四名船夫，不包吃）。价格总共是四十块钱，包括小费—或者叫赏钱！所以，在第六天早晨，我们带着两个煎锅、一个水手柜、一个铺盖卷、四十捆木柴和阿周先生购买的一些生活物品就出发了。我们收起跳板、拉起锚、踏着翻涌的潮水，驶向苏州河的一段未名河段。 住家船十分舒适，它两头扁平，大约三十英尺长，头尾两端各有一个小的露天甲板。船中间是一个低矮的、像小屋一般的船舱，前端是客舱，后端有一些红色抛光的木刻。船舱一尘不染，每边有五个窄小的窗户，每个窗户都挂着深红色的窗帘，与船舱红色的木刻交相呼应。船舱里的铺位很舒服，一个可以放铺盖卷，另一个放着水手柜。此外还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头顶上还有一个架子，可能是书架。客舱后面是阿周的房间，而船尾则是厨房和船夫的住处。 住家船两侧的水流哗哗作响，传递出繁忙的河运交通声。平底帆船、大型驳船和货船要么停泊在码头，要么伴随着船桨滑动有节奏地摇摆着，沿着熙熙攘攘的水道，载着沉重的麻类植物、豆糕、柳筐和草席向目的地驶去。其他的船运载猪、家禽和蔬菜，还有的船装载着 棕色陶罐，这些罐子体积硕大，足以装下阿里巴巴故事里的两个壮汉。 “拿破仑”（我找不到更好的名字来称呼这位住家船的“老大”）和他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站在船上。船的四周用长竹竿围了一圈，防止碰到桥顶或路过的其他船只。船在行进中有轻微但规律的波动，感觉就像船桨在船尾摆动滑行。我从船舱后部向船尾的甲板望去，试图找到到底谁是第四名船夫，发现在后面的长桨边上站着两个女人！她们穿着裤子，但确实是女人！在“拿破仑”的字典中，“船夫”显然是一种通称！当天晚些时候，我向阿周委婉表达了我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质疑；并不是说我反对特殊，但是— 阿周解释说：“老人有一个妻子，一个女儿。每个人都住船屋。那该怎么办？” “但老人说有‘四位船夫’，不是吗？”我 皱着眉头。阿周开始掐指计算。“老头自己，一个船夫；他大儿子，一个船夫；他细（小）儿子，一个船夫。”他犹豫了一下，眼睛四处观望并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是的，”我鼓励道，同时也忍住“细儿子”这一发音带给我的欢乐，“三个船夫。” “老人说，”阿周坚决地继续说道，“两个女的算一个船夫！” 这事以后，对于这条有“四名船夫”及惊人真相的船，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启示号”。 离开上海几英里之后，微风从东边轻轻吹来。“拿破仑”让船夫在甲板上排成一排，升起一根可以移动的桅杆，并沿着桅杆横着架起一根竹条，再升起一块方帆。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航行，速度和岸上沿着纤道一路小跑的搬运工和雇农一样。渐渐地，水面的船只也 减少了，面向运河的工厂和茶馆也变成了深远宽广的稻田，中间点缀着树荫覆盖的茅草屋顶小房子。 夜晚逐渐降临。“拿破仑”发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一处泊船点，那里停了一百多只船。这些船只聚集在一起，不接近是因为船上的人彼此相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害怕劫匪。我们一靠岸，就和“老大”一样快速、仔细地把所有窗锁都闩上、把舱门钉上板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经验丰富—这样就不需要蚊帐；因为没有蚊虫能够在打了药的空气中存活太久。在这种像是局部麻醉的环境中待了十五分钟以后，我决定宁愿英勇地死在外面、同任意数量的强盗斗争，也不要在密封严密的住家船中憋死。然后，我才明白，船舱内部外部都可能出现蚊虫袭击。于是，我向伟大的中国户外打开窗户，然后躺下来睡觉，并安慰我自己：无论麻烦来自哪里，对我都没多大关系，我很近的邻居已经在二十英里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