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中有一节通过援引史料和论断，来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证明，欧洲人对亚洲的贬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开端，而且直到这个时期结束之时，亚洲在经济上以及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靠前于欧洲。另外，这一章还提出了一个观点：生产、贸易及其机制和技术不仅应该进行靠前间的比较，而且应该被视为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相互联系和相互催生。 第5章将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of the World)。在这种历史观中，事件和过程的同时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我在这一章里将逐节探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这种货币周期的分析被用来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同时发生的中国明王朝的崩溃、英国的革命、西班牙和日本的叛乱以及马尼拉和其他地区的其他问题。对18世纪晚期的法国、荷兰一巴达维亚、美国以及工业革命，也从一种周期和联系的角度做了简略的考察。第5章里用了一节来探讨所谓欧洲的“17世纪危机”是不是世界范围的危机，是不是包括亚洲在内；我还将探讨一种否定的回答对于世界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亚洲许多地区， “延长的16世纪”的经济扩张持续到整个17世纪，并延伸到18世纪前半期。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长达约500年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周期? 这个长周期问题引出了第6章要探讨的问题：西方为什么以及如何在19世纪“取胜”?这个“胜利”将会持续下去，还是暂时的?在以前的著作里，我宣称发现了一个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周期，其中有一个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它们都各自长达两三百年(Gills and Frank 1992，Frank and Gills 1993，Frank 1993a)。我对这个周期的研究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截至大约1450年。其他学者分别做的三个考察，为我确定的这个所谓的周期及其阶段提供了某种肯定。那么，这个长周期模式是否适用于近代早期呢?这是第6章第l节提出的靠前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适用的话，那么它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在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一段时间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占据的支配地位?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此后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兴起? 第6章还将把本书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推进到很后阶段，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单一的优选经济中，不平等的地区和部门结构以及支持着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那种不平衡的暂时性或周期性运动。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的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种发展也利用了1750年以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一节来考察这种发展的根源和时间进程。另外，我提出，在这种优选发展的持续进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天平已经开始再次倒向亚洲。 第6章的很后一部分更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的兴起”。我的论点是对布劳特的呼应和扩展：西方很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节车厢，直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位置。我用一节考察欧洲人如何用美洲的金钱来达到这一目的，并援引亚当？斯密的相关分析。他们在使用美洲的金钱时不仅扩张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或甚至)花钱打进了亚洲还在扩展中的市场。工业革命及其很终使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不可能仅仅用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甚至加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的资本的积累来解释也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对这种优选进程做出一种世界经济的说明和解释。为此，这一节接着提出并考察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立论基点是，世界范围的和附属地区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 P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