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冒险

三大洲，四座城 一个社会学家的知识探险，一代年轻学人的责任担当。 1：个体求学的苦恼与挣扎、前辈学人的立意与风范、学院教育的成功与失败、社会制度的规范与引导。 2：身为80后青年学者，严飞的文字展现了一位年轻学人对智力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与思考。 3：时下大学青年教师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是一个话题，本书是圈内人之作，展现了从求学一路到获取教职的心路。

本书是作者思学感悟的文集。分为三辑：辑 漫谈思学路上的跋涉与美好（海外求学的治学苦闷、自遣、思乡、享受）；第二辑 呈现对大学、学院人的观察与思考（专业设置、教授制度、李欧梵等学人风范）；第三辑 通过比对美国的细节人事（尤其是硅谷的自由风气），关联对中国的相关思考；系列书评合集。作者文风清淡，三辑之间，形散而神聚，呈现作者在追寻学问真谛的路途上体悟岁月的美好。

严飞 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长期为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载于《凤凰周刊》《新民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明报》《书城》等报刊媒体。著有《还君明珠香港琐谈》《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辑 在荒岛迎接黎明 想象的优越感 我在荒岛迎接黎明 在漫长的旅途中 旅行的驿站 书中日月长 读书也痛苦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 你身上存在着必须失败的理由 第二辑 没有人不爱春风 会流泪的教授 没有人不爱春风 恋恋浮沉与人间烟火 如何破解珍珑棋局 美国有没有衡水二中？ 打破一元性论述 大学的制度建设 大学教育的价值 大学的贫富差距 大学的社会使命 第三辑 让自由之风劲吹 理想主义的泥沼 斯坦福与伯克利的百年“恩怨” 永不停止追逐梦想 硅谷的正能量 让自由之风劲吹 两个时代的留学 靠不住的人与制度之美 安珀警报的制度化启示 这个时代，什么是好的诗人 每个城市都需要一间小书店 有一种英雄主义叫“成为你自己” 天安门前的中国知识分子 今天的文学史 我们的新世界 新儒学的复兴 下流化的社会 国格如何重建

    自序 学术与人生 我没有想过有，我会真的走入学院之中，开启学术的人生。 我一直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放荡不羁的自由作家，我所热爱的，是在那“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穿透之下，所指向的一切和艺文有关的糅杂。譬如小剧场里的诗歌朗诵，配上独立乐队的练习曲；譬如咖啡屋里的哲学与欧洲电影，配上灰暗和明快交织在一起的混搭色彩。这种对于不着调无约束生活的近乎偏执的热爱，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当别人在跑数据、画图表、读文献的时候，摆在我手边阅读的，却是各种小说、诗歌，还有独立漫画。 上大学的时候，很爱去的地方，是学校边上一家叫作海德格尔的咖啡馆。去咖啡馆，倒不是真的去喝咖啡，而是去参加“夜行舞台”的戏剧实验。“夜行舞台”是几个复旦学生组成的民间戏剧团体，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畅谈伟大与深刻，时不时撩拨一下长刘海，还有吉他上的弦音，吼两句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那几乎就是我整个的大学时光。 大学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漂泊生活，从英国到中国香港，从中国香港到美国，再从美国回英国，然后再回美国，三大洲四座城，一只旅行箱，如此往复。常常会在漫长的飞机旅途上，看完一本小说，然后打开遮光板，望向黑暗中一望无际的大片云海，然后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彼时，人生之前，还并没有加上学术两字，成为学术的人生。 跨入学术人生的那个时间点，现在已经难以记得，大概也不会有一个很好确切的时间点。但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的人生，不是一下就飞跃进去的，而是慢慢累加，一点一滴融进去，再经过多次的激励，很终才沉淀下来。 次的融入，是2004年去牛津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期间。当时的我，住在离格林学院（Green College)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紧挨着我的邻居，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教授。多尔教授是世界上首位提出吸烟可致肺癌的科学家，被称为西方反烟草危害运动的“教父”。他和合作者于1950年发表研究论文，指出抽烟是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并且是一个主要原因”。4年后，他再次发表报告证实了自己的发现，西方反烟草运动自此开始风起云涌。坐在格林学院的草坪长椅上翻着书，常常会遇到西装笔挺、拄着拐杖去学院食堂晚餐的这位老先生。他每次都会停下来，和我聊几句，然后再慢慢地走向食堂。黄昏时分，看着这位科学泰斗走在牛津大片的草地上，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很多次，晚上八九点钟离开图书馆走回家，到家前总能看到多尔教授房间的灯还亮着，那时我总是会想他在做什么呢？老先生房间那盏明亮的灯光，让我次感受到学术原来是有温度的，肃然起敬之余，不让我萌生起献身学术的激情和冲动。 第二次的激励，则是2008年的春天。彼时还在香港工作的我，已经决定去美国攻读社会学的博士。正拽着两三所学校博士录取信犹豫不决，有邮箱里突然跳出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电邮。魏昂德教授是美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很好学者，他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成名论述，《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透过对中国国有工厂中权力庇护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尚未迈入学术门槛的年轻学子，突然收到向往的大名鼎鼎大教授的邮件，那是一份怎样的惊喜。 在信里，魏昂德教授诚恳地邀请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做一项有关政治社会学方向的宏大研究。诚实地说，当时虽然亦有收到斯坦福硕士项目全奖，但在其他博士项目的录取信面前几乎对此没有做太多的考虑。如若接受这一邀请，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的机会，并且还要再经历一次博士申请的冒险。但是魏昂德教授提出的这一研究计划是如此的有趣，再加上他那极富个人魅力的感召，我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立即选择前往斯坦福，开启一段崭新的学术探险之旅。而这一决定，就此拉开了一段长达七年，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师徒传授岁月。我和导师之间有过上万封的电邮往来，但故事开头的这封，却一直铭记在心正是这一次的召唤，定格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志趣，让我在历史、政治与社会交叉的领域内，一头扎了进去，体会到很多研究的乐趣。 而整个学术道路中很为重要的一次沉淀，则是撰写博士论文后期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2014年的春天，我如愿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工作，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在当年的9月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这就意味着我很迟在当年的7月提交博士论文的很终稿。压力和挑战同时袭来，让我一时慌了阵脚。知道这个情况后，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主动提出，将他在胡佛的办公室让我使用，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接近独立的学术空间，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论文撰写之中。马若孟教授曾长期担任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保存和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档案，贡献卓著。与此同时，他还是西方很早使用日本满铁调查档案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学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近代华北农村问题的大讨论，迄今都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马若孟教授的办公室在胡佛研究所的拐角处，比一般的办公室多出一个纵深的延展空间，可以将两把椅子拼接在一起，每日在上面做简单的午休。办公室有两块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着窗外加州明媚的阳光从茂盛的树叶缝隙间筛落下来，影影绰绰。在这一个接近属于我的静谧之地，我的心情复归平静，开始进入每日高强度的写作当中。时间被我切割成一段一段：每日9点起床，10点之前进入办公室，工作到下午1点，然后简短午饭；下午接着一般从1点半工作到3至4点，然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午休，午休之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7点，再去晚饭和饭后校园散步。晚上从8点继续工作到11点，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洗漱完毕后，接着工作到凌晨2点，再进入梦乡。第二天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如此几个月苦行僧般的学术写作之后，博士论文终于大功告成。在马若孟教授的嘱托下，我开始帮助整理办公室内的藏书、工作笔记和私人物件。彼时他已84岁高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我的面前，突然呈现出一位很好学者一生的全部学术历程，就如同老式电影放映机一般，一帧一帧地在办公室不同的角落里闪回出耀目而又温情的片段。我看到他身着博士袍的博士毕业照片，他和好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艾诗（Robert Ash)教授长达二十多年的信函来往，还有2012年末他亲笔写给所有师友的告别信，信里简短回顾了他这一生的学术工作，并在末尾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学术生涯即将迈入尾声。这将是你们收到的我很后一封信函，以此珍重告别。” 学术的生命，似乎就在那一刻，在那一间办公室，获得了新生般的延续，如此蓬勃，如此激昂。 我知道，这过去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就好比一场学问的冒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院，体味学术的苦与乐。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的话说，就是“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作为一名同样赶路的行者，今天，我的学术人生刚刚起步。 当年的海德格尔咖啡馆，在我大学毕业后不多久就因租金的问题而关门，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伴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与写作的积累愈加丰厚，我却越来越喜欢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之业是危险的”这一警句，并时刻提醒自己，学术不仅仅关乎达至职称评选的论文发表，或者掌握了多么复杂的算法模型；学术更关乎的，是思想上的激浊扬清。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曾指出：“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在学术的人生里，这两个支点构成了“学问何为”这一疑问的很好注解，成为学者灵魂深处很澎湃的生命力，让那思想之光挤过叹息的墙壁，丝丝缝缝里透出明媚。 2017年春 于北京清华园 想象的优越感 长期居于学院之中，在纸堆书本里耳濡目染得久了，难免不会产生一种“想象的”优越感。 优越感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高雅趣味，却偏偏被学院之人奉为高于大众的精英式标签。在不同的大学里来回穿梭，在漫漫的从博士到助教再到教授的道路上，每天从事高强度高密度的抽象思考，再时不时地就救世济民的大话题激辩一番，在某一个瞬间突感有历史加于己身的责任忧患意识，于是不自知中就会滋生出不少娇宠的学院气、傲慢气，把自己想象成见多识广、全知的俯视者，身体里处处流淌着知识的高贵血液。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曾提出写作有四大动机:其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sheer egoism)，希望自己变得聪明，死后留名，向那些在你童年时候冷落你的长辈出口气；其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aesthetic enthusiasm)，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之间正确组合的美；其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historical impulse)，希望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记录下来供后人享用；其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political purpose)，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他人的想法。做学问和写作不无类似，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是学问世界中很为重要的一环。奥威尔总结的四大动机，也就毫不例外地成为支撑学院之人优越感的巨大支柱。自以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理论，所建立的模型，是构架明日世界意义系统的桥梁，是带领社会走出精神贫瘠的源头。 这股子想象出的优越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书呆子们对书本认知的盲目膜拜。学问做到白头，西方理论津津乐道，再创造出一些拗口的后现代主义表达，譬如“去文化的文化，反文化的文化性”，就可以拥有批评的特权，甚至跨越专业知识的门槛，说东道西，去涉猎本不熟悉的领域。现今学术培养的一大趋势，就是对单一学科的专精强化。书固然是读得多了，但读书的面却窄了，分析框架单一化，想象力也相应萎缩。另一方面，长期囿于学院之内，很为要命的，就是欠缺现实经验的锤炼。西方理论虽然读得不少，但在实际问题面前，却由于缺少手的触感和体认，只能生搬硬套理论，提出的研究问题宏大有余，敏感性不足，总感觉只是隔靴搔痒，难以掌握应有的厚度和深度。真诚的批评家多是对现实世界有着切肤之痛的体察者，而非抱守着知识的优越感却脱离实际空口而谈的思想导师。 想象的优越感的另一种反向表现，就是关起门来只做学问，不问世事，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识分子的中立学术立场。当然，一门心思做学问，已经远远好过于那些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主义者，更何况在动荡的政治运动年代，很先遭受批判的，总是批评声音很大的。在今天，社会大环境的浮躁气之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那么多“知识分子”一心依附于威权，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学问的学院人，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但诚如学者林贤治在《美国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言：“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群充满活力、勇猛精进的知识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将变得加倍艰难。”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海德格尔语）。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不管不问的回避态度，虽然规避了风险，堆积了自我的优越感，却丢失了重建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和勇气。长期往复，犬儒化生存便会成为很常态的治学之道。 在我看来，有独立人格的学院人，既不应该怀念过去，也不应过分寄予未来，而是要对“现在”这个题目，坦荡荡地晒出自己不受阉割的思想，以及愤怒，用知识批判介入公共事务领域，为弱势群体发声，为社会不公呐喊，进而点滴地改善现状，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才是一种行动的力量。 我在荒岛迎接黎明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了。当为论文的很后一段画上句号，合上那一堆敞开的书本，关上电脑，黎明已在窗外，正停留在我背后的窗帘上，她所带来的束光明，丝丝缕缕地透进先前还阴暗的房间里，给人温暖，让人安静。如果黎明是一个早起去摘草莓的小姑娘，她一定戴着草帽，挽着竹篮，欢快地叩响我的房门，向我打声招呼，问声好。 没有人不热爱黎明，没有人不在黎明的朝阳里沉醉。我似乎可以想象，在一个同样刚刚度过漫长黑夜的清晨，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房间里，王小波飞快地写下了这样一行燃烧的字句:“太阳初升的时候，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只蜡烛。” “我在荒岛迎接黎明”，我像热爱小波的这篇小说一样热爱这个题目，它让我内心升腾起一种纯粹的情绪，照耀出我的影子，倾泻出我的痛苦。正如小波在文章里面写到的那般：“我忽然泪如雨下，但是我心底在欢歌。” 因为我知道，黎明的背后，其实是一片常常会在恍惚中看不到尽头的黑夜，我要经过怎样的一个长夜才可以迎接到黎明。 刚刚过去的那个痛苦的黑夜，不，是数不清楚的第几个那样痛苦的黑夜，我再一次地战胜了自己。长夜里的孤苦，就像是踏着沼泽与泥潭在前行，每一步都要保持着稳定的节奏，无论是小碎步，还是大步奔跑，都不可以踏空一步，否则就要被这黑夜所吞噬。那种感觉，就好似一个人站在孤岛上焦灼地呐喊，周围只有呼啸的海风和巨大的扑打着礁石的海浪。这让我想起了小波的另一篇小说《绿毛水怪》，这几乎是我读到过的很好的爱情小说。当妖妖与陈辉在一座荒岛上相遇的时候，两人相约好第二天中午再见。陈辉当晚回去的路上却由于感冒发起高烧，在医院里昏迷了好几天，等他再次赶到岛上赴约时，只看到妖妖用刀刻在石块上的一行字：陈晖，你骗我，祝你在地上生活愉快。 小说的结尾无疑是悲凉的。在大海的包围下，妖妖坐在岩石上孤独地等待，她的眼泪渗透着的是何等的绝望与悲伤，她刻在礁石上的每一个字，都会像把利剑穿过胸膛一样，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痛苦。 在黑暗中的某一个时点上，我仿佛可以体会到妖妖的痛苦。一次两次三次，通宵读书写论文的留学生活，常常恍若置身荒岛之上，无边的黑暗向你压来，看着书桌上堆高的书本，还有那似乎写不完的论文，理想与现实在激烈地碰撞，对于因何读书的低语质疑和嘲讽之声在远处悠悠地徘徊。你得远离浮躁时代的喧腾、世俗生活的庸扰，向虚无和寂寞抗争，向迷茫和苦闷抗争。 一个人也要像一支队伍，不气馁，不恐惧，有自由，聆听孤苦，存下希望。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和寂寞作过七年斗争的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一书中，记录下了她在求学道路上孤心苦诣的寂寞以及那份孜孜不倦的求索。站在自己的荒岛上，尽管承担的是幽暗深处的孤独，甚或是瞬间的绝望和逃避，可依然要坚存一颗迎接黎明的心。想象一下吧，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十万只蜡烛，听着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那是何等壮观和鼓舞人心的画面啊。小波也说，“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试下去，是坚持，是鼓励，也是对自我的肯定，对理想的追求，对胜利将会接踵而至的信念，唯有如此，才可以迎接到太阳初升时的光芒万丈。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个体的奋斗轨迹，点连成线，线再结成面，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个相似的故事。海外游子们的求学生活，必然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内心挣扎，否定、怀疑，再予以肯定，甚至带着一点点小小的自嘲。十多年前，《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刚刚热播的时候，隔着电视看着一代人在日本求学奋斗的朴实记录，感动于他们的执着，也一度在揣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持这些留学生坚持下去？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现实要比影像更加感人，也更加辛酸。所有可以说出来的艰辛，都不过只是茫无边际的黑夜中一段小小的痛苦罢了。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一生中很美好的时刻。我在荒岛上，依稀可见太阳在升起，黎明正在向我呼唤。 在漫长的旅途中 在Flight Memory网站上查看自己过去三四年的飞行记录，自己很常飞的前十大机场散落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旧金山、香港、上海、伦敦、东京、北京、法兰克福和纽约，真是一路旅程，四海为家。 上大学的时候，高铁和动车还是很遥远的名词，于是常常乘坐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从上海回家乡南京，三百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沿路全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每每在某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留，总会有小贩拥到打开的车窗前兜售零食和当地的特产，当时还有路途遥远、离家漂泊的感慨。可谁想十多年后，自己却拖着厚重的行李，来往于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城市间走走又停停。很夸张的一次，是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转机去伦敦，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出来后直奔住所放下行李，换套行头，再立即返回机场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旧金山，在短短30多个小时里绕着地球逆向飞行了四分之三周。也曾经坐红眼航班抵达纽约，凌晨3点在地铁站结识了一位刚刚偷渡来的福建客。在晃荡的地铁车厢里，我们彼此交换着自己的梦想，他想通过在美国打黑工给老家盖一栋房子，我想早点博士毕业找到一份学校里的教职工作。我们一同望向远方，似乎总看不清这趟慢速的列车什么时候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在《古老的敌意》一书中，北岛回忆自己远离故土的那段日子，曾如此评价:生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很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自由的批评是种品质。游走于局内与局外之间，可以比身陷其中的此城之人看得更认真，提出更多尖锐的提问。但生说三道四，并不意味着信口胡说，而是建立在在地深度生活经验上的判断，否则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容易变味成为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和猎奇式的浮光掠影。 另一方面，穿梭于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之间，生活轨迹不再是单一线性，周而复始终日不变，而增添了很多有趣的人生阅历。正是这样的生活轨迹，慢慢地让我学会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每一座城市。而比较的视野，也是这一路行程下来人生赋予我的很为珍贵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对城市思索的意义在于比较，任何孤立的观察虽然有其独特性，却会丧失比较的联动与趣味。而一次成功的比较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仰视或者俯视都不是正确的姿态。同时，身份也决定了比较的真实性，不同立场的观察必然会牵扯进带有该立场的个人情感。如果个人情感过于激烈，则会不自觉地收窄自己的视野，变得偏见和短视。 李欧梵教授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比喻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槛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槛里边那只脚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踏在门槛外边那只脚时（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又该如何呢？我们在比较叙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个人的情感，夹杂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呢？ 对此，我一直努力在“本土论述”和“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去尽量保证跨越门槛时的平衡。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曾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为保留香港的本土文化和记忆共同呼喊和努力，也曾在香港人的世代纷争和边缘化等讨论中，又秉持着和香港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看法。这些个共性与差异，正是来源于我在香港时的外来身份与本土情感的双重转化。而今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两所大学里历练，也因此常常将自己置身于错位思考的情境下，去比较两种教育体制下学术研究的异同，学术中心如何进行转移，以及学科设置、教授评级、人才培养等议题。又因为自己本科教育在靠前完成，所以也常会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进行比照，去寻找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根源。 诗人于坚在一首诗中曾写道： 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常常看见灯光 在山岗或荒野出现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 有时老跟着我们 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 都会改变我的命运 此后我的人生 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在漫长的旅途中，那一盏温热的灯光，一直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