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是探讨“后人类”问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人机关系不但是伦理问题，也是美学和哲学问题，在当下的文化理论中，后人类的理论备受关注，理论界的讨论和思考热度不断提升，处于理论前沿。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深入探究“身体”在信息时代的命运，责无旁贷地阐明我们所身处的虚拟时代以及未来的走向。    我们作为“人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终将成为“后人类”！    人类为什么会向“后人类”？“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要加入恐龙的队伍，成为被淘汰的物种？智能机器人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     融贯技术与文化的历史，从控制论的诞生到人造生命的出现，凯瑟琳﹒海勒梳理出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信息如何失去它的身体；赛博人的文化观念与技术建构；控制论对人本主义主体的消解。深入探究“身体”在信息时代的命运，阐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人类必须与其他生命形式共享这个星球甚至人类自身。

    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约翰﹒查尔斯﹒希利斯文学讲席教授。精通英语和化学。代表著作《计算机，我的母亲》《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与人合编《混乱与秩序》。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目录序？言......003第一章？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001第二章？虚拟的身体与闪烁的能指......033第三章？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066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111第五章？从连字符到拼接：《地狱边缘》中的控制论句法......149第六章？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173第七章？翻开现实：菲利普·K.迪克60年代中期小说的界线......211第八章？信息论的物质性......257第九章？人工生命的叙事......298第十章？虚拟性的符号学：描摹后人类......332第十一章？结论：变成后人类，意味着什么？......383注 释......395

    338页-345页《血色音乐》中变异的身体维吉尔·乌拉姆（Vergil Ulam）是一个才华横溢但不负责任的研究者，他发现了一种可以将人类的细胞与计算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的名字由维吉尔和乌拉姆的结合而成。维吉尔是但丁（Dante）的引路人，而乌拉姆则是原子弹的共同发明者之一斯塔尼斯洛·乌拉姆。这个名字暗示他作为引路人和泄密者的双重功能。当他违法的研究被管理人员发现，维吉尔非常恐慌，决定把生物芯片吞到肚子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生物芯片带出实验室，然后再从自己的血液中取回芯片。但是这些细胞有另外的想法。在维吉尔的身体内，细胞继续进化，直到每一个细胞都像人一样智能。仿佛在实现维纳噩梦般的想象——在能够回避并且破坏人类主体的小型内部单元之间建立通讯路径，细胞渐渐控制了它们的宏观主人（macroscopic host）。经过高度组织，这些细胞开始重新组织维吉尔的身体：重建他的脊柱，纠正他的视力，改变他的代谢。在几天之内，细胞就突破了血脑屏障，并且发现维吉尔是不能同宇宙共存的。然后，它们又开始渗透他的皮肤，占领外部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它们几乎改组了北美的所有人口，把人类从自主的机体变成流动的棕色薄片，优雅地垂悬在自然景观之上。人类的语言已经在其中编码，除了很多向量，还包括机构、自主性和不连续边界等作为一个人类行动者的条件。当细胞同时变成发言人和行动者，格瑞格·贝尔努力为它们发明一种语言和文字设计（Typography），这种文字设计可以对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行编码。与维吉尔不同，他们有两个对话者。一个是维吉尔公司的高级顾问迈克尔·伯纳德（Michael Bernard）。伯纳德逃到了欧洲的一家生物研究公司内的一个高度安全的隔离房间里。尽管他已经被感染，但细胞还没来得及改组他的身体；困在隔离的房间内，细胞不能与其他细胞殖民者建立联系。在北美，人类与细胞的对话通过苏茜·麦肯齐（Suzy McKenzie）继续进行。苏茜是一个行动迟缓的智障女人，细胞还没有对她进行改造。尽管苏茜认为她之所以未被改造，可能是因为细胞想把她当做一个快要消失的物种的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BM，p.220），但是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她的智障与一种奇怪的血液化学相关，而细胞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苏茜，这种对话采取了她与家庭成员进行交谈的形式。在完成“改变”之后，家庭成员都回到她身边。（家庭成员）不再是人类，这些后人类是细胞用了很多努力才建成的复原体（reconstructions），并且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这些复原体暗示，苏茜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改变。由此，对话就变成一种手段，作者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比较人类与后人类状态的相对优势。复原体向苏茜保证关于改变的事情，告诉她除了失去孤独，其他什么都不会失去。这些后人类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被破坏，仅仅发生了变异，因此他们现在还能够与成千上万其他的智能生命（intelligent beings）进行连续、丰富的通讯。比她的人类同伴满一些，苏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到寂寞与孤独。在北美几乎没有另外的人类同伴了，这个事实进一步突出了苏茜孤独的处境。这种处境就像是对人类情境的隐喻。与细胞的合并精神力量相比，人类只是低劣的品种，患有先天不足和精神缺陷，除非通过深度调解的不确定方式，无法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交流。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苏茜，紧紧抱着我们的自主性（好像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忍受着强烈的孤独感；（我们）都太顽固、太迟钝，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特别是可以把我们变成后人类的那些改变。对于伯纳德，与苏茜一样的智能和速度是缓慢的、不知所措的，对话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正如维吉尔所做的一样，伯纳德通过心灵感应术（telepathically）“听见”了细胞，并且通过肌肉运动感觉“感觉”到它们作为一种音乐在他的血液中。由于在改变他的行动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细胞努力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他的本身（identity）。“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细胞继续向他通讯。“我们已经把你的部件编码到很多处理团队中。我们能够把你的个性（PERSONALITY）译成代码并且完成回路”。伯纳德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们会从中偷取我的灵魂”。细胞反驳说，“你的灵魂已经被编码了”（BM，p.174）。将他像胶囊一样包裹起来的隔离室，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类的存在情境的换喻。他的情况属于例外，因为他确实与自己的人类同伴接近隔绝了；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却很典型：与细胞（后人类）体验到的丰富、连续不断的通讯相比，所有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对隔绝的。面对与世隔绝终身判决，或者作为细胞殖民地的生命，伯纳德——像苏茜一样——决定心甘情愿地走进黑夜。通过他的计算机终端——当细胞改造他的手指/脚趾（digits）以便他可以直接地进入数字的信息流时，计算机终端已经逐渐与他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他给自己曾经的人类伙伴发回一些报告，谈论变成后人类的感受：“这里没有光，但是有声音。它为他充满了大量迟缓的波动，不是听到而是他的数百个细胞感觉到。细胞根据血液的冲击进行跳动、分离和收缩。他在自己的血液中。他可以体验正在构成自己的新生命（new being）的细胞的存在，以及并非直接作为他的部件的细胞的存在。他能够感觉正在推进他的细胞质的微管道发出的挂擦声。他能够感觉到的最不平常的，其实是——所有感觉的基础——细胞质本身”（PM，p.189）。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马图拉纳的强烈主张：人类不是别的，只是自己的自创生过程。但与马图拉纳的想象不同的，是支配这个情节的必然的变化。自始至终，细胞都在警告伯纳德，他们不会无限地延迟对他的改造。它们强迫性地推进扩张与改造，让人想起资本主义的铁律——保持消费增长的循环高速旋转，以免经济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崩溃。细胞也许不会表现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但是它们像良好的资本主义一样，不由自主地寻找新地盘来满足自己的帝国扩张。 尽管重点在于强调具身中的变化，小说中的科学家们还是宣称信息是现实的本质，仿佛要在这里证实最后的现实是计算宇宙。数学家戈加蒂（Gogarty），曾经在伯纳德被隔离期间前去拜访过他。戈加蒂宣称，“这里没有别的，只有信息。所有的粒子，所有的能量，甚至时间和空间本身，最终都只是信息”（BM，p.177）。戈加蒂与伯纳德共享的这个假设，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科学，掺杂着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意识和宇宙共同决定自然法则。直到现在，地球上的意识密度并不足够，无法引起相当可观效果。但是由于十亿万亿个智能细胞居住在星球上（戈加蒂不无反讽地指出，接近忽略微不足道的人口数量），那么多观察和理论活动都在表明，宇宙已经不再具有应付必然变化所需要的灵活性。意识的质量（Mass of consciousness）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就像一颗处于崩溃边缘的恒星，它必然会爆炸，并且造成一个思想黑洞。为了防止灾难，细胞——现在已经相当智能，因此戈加蒂称之为卵母细胞（Noocytes）——发现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收缩自身以便消失在终极现实的结构中，变成［就像法国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智能圈（noosphere）］一种纯粹智能的光环。人类身体继续占有的物质性，毫无疑问是其领地范围的一种标志符号，既象征他们与终极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象征着他们的弱小的精神活动。相比而言，人类的精神活动太微不足道了，以至于无法解释万物的宏大结构。在巨变之后，被抛弃的人类充满迟到和怀旧的感觉，在卵母细胞的收缩行动造成的“温柔的混沌”（gentle kind of chaos）中尽其所能地维持（BM，p.239）。最后的转变留在世界上的随机性标记，证明了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在后人类建构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文本中，即使首先关注的是变异中的身体，但信息还是被视为宇宙的母语。当细胞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变得就像爱德华·弗雷金的细胞自动机，不断趋于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下，它们将会离开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重的信息。为什么这个文本能够将朝向后人类的转变描绘成一种积极的发展呢？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文本坚持认为后人类不仅能够治愈标记人类主体性的各种异化，而且能在协议中保存自主性与个体性。早在维吉尔还是一种人类形式（尽管处于突变中）时，他与细胞之间的交流已经足够让他了解它们的存在状况。尽管任何种类的反抗都是不允许的（抗体只是攻击并且杀死任何违抗中央命令的细胞），维吉尔有点语无伦次地坚持说，“这并非就是一种专制。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自由。它们的变化非常不同”（BM，p.72）。当伯纳德正在收缩为细胞的比例时，细胞把他引进了“思想宇宙”（THOUGHT UNIVERSE），在那里，他遇到了像但丁一样的维吉尔的身影。应伯纳德的要求，曾经是维吉尔的卵母细胞群，复活了一个维吉尔的形象；伯纳德与这个复活的形象进行了交谈。其实，这个复活的维吉尔绘制的关于细胞世界的图景像天堂一样：“经验由思考活动生成。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成为我们希望的，或者记住我们希望的，或者思考任何事。我们不会因为缺乏经验或者知识而受到；一切皆为我所用”（BM，pp.203—4）。即使用乌托邦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主张都显得有点过分，但它们清晰地表明为什么达科·萨文（Darko Suvin）把《血色音乐》称为“天真的童话”。这个童话迎合了“流行的愿望梦（wishdreams），比如：我们爱的人都不会死；我们过去的错误也许全都可以弥补；所有这些愿望梦都注入了相当可疑的哲学实例和政治实例”。另一个“愿望梦”是“不朽”。正如每一个生物学家知道的，必死性（mortality）根据规律作用，但针对细胞的规律与针对肉眼可见的人类的规律是不相同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最早的人类的细胞质的某些形迹依然存活在今天的女儿细胞中。由于细胞将他描述成“为了重新结合成BERNARD而选择的（卵母细胞）丛”，伯纳德回应道：“我是伯纳德（Bernard）”。但细胞回答说，“这里有很多伯纳德（BERNARD）”（BM，p.199）。在这种文化想象中，牺牲独一无二的身份，似乎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因为回报的利益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主题优选是通过关于杰里（Jerry）和约翰（John）这一对双胞胎的叙事介绍的。就像苏茜一样，基于他们自己并不理解的原因，这对双胞胎也没有接受改变。除了偶遇维吉尔的母亲爱普里尔·维吉尔（April Vergil）之外，他们好像是在故事情节的小路上盲打误撞，因为关于他们的故事不知该向哪里发展。我怀疑他们的功能是为了介绍这个概念：某些人类已经经历过一种繁殖过的身份（multiplied identity）。“嗨，你就是我，兄弟”，一个对另一个说，“差别是次要的”（BM，p.149）。这个主题又回来了。当苏茜正在照镜子，看见一个形象从镜子里走出来，并且拉着她的手，因此她在改变的过程中就不孤独了。这个形象，绝不仅是外貌/魅影，而是一种细胞复原体（reconstruction）。“它们拷贝了她。复印了她”，苏茜认为（BM，p.245）。姐妹、孪生、女儿，细胞复制安慰并引导苏茜，暗示专享身份的失去，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失去。尽管人类形式和专享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包含在《血色音乐》中，因为它被用来象征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改变的规模象征一种转换，而不是对普遍价值的抛弃。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也许已经收缩到微观的维度，但并未接近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