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星空

《内在的星空：余秋雨人文创想》撷取了余秋雨二十余部名作中嘉言妙语的精华，分为五个部分：史识、斯文、翰墨、此生、行旅，分别涵盖余秋雨对史识(含哲学、美学、思想、政治、历史、宗教)；斯文(含文明、文化、学术、教育、读书、写作) ；翰墨(含文学、艺术、戏剧、书法) ；人生(含社会、人生、家庭、爱情、友情、乡情) ；行旅(含城市、建筑、旅行、风景)等五个方面的思索，深厚的人文学养叠加过人的语言才华，集中展现余秋雨专享的人文创见。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当代有名作家，他所写的大量书籍，长期位居优选华文书排行榜前列。白先勇说：“余秋雨先生是专享获得优选华文读者欢迎而历久不衰的大陆作家”。在台湾地区，他囊括了白金作家奖、读书人很好书奖、桂冠文学家奖等等几乎全部文学大奖。在大陆，《扬子晚报》《成都商报》等报刊近年来频频向全国高层读者调查“谁是你很喜爱的当代写作人”，他的排名每一次都遥遥靠前。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北京大学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一.史识二.斯文三.翰墨四.此生五.行旅 附录一：余秋雨文化大事记附录二：参考书目

    一．史识 历史的很大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很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人们看到，儒、道、佛这三种接近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一种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中国文化人很熟悉的是种，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在后面两种中，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难得。 儒家重善，道家重真，都看轻了美，而法家当然更不在乎美，因此造成了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对审美问题的若即若离。 我历来提倡“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二．斯文 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低很可能就是至高，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很后我作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智者对于知识应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做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三．翰墨 美的安慰总是收敛在形式中，让人一见就不再挣扎。 《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 “大宋”之“大”，一半来自宋词里的气象。如果说古诗词容易束缚现代人的思想，那么，这个毛病在宋词里是找不到的。我更鼓励年轻人多背诵一点宋词，甚至超过唐诗。原因是，宋词的长短句式更能体现中华语文的音乐节奏，收纵张弛，别有千秋。 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艺术家与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他们很早就在世相市嚣中发现了一种神秘的潜藏，一种怪异的组合，一种弥散处处而又抓不着摸不到的韵致。说是发现，实际上是惊鸿一瞥、春光乍泄而立即不知踪影，因此需要较为性地追索和寻求。一个城市艺术家就是街市间的追寻者，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中追寻一种缥缈的回忆和向往。四．此生 独立地面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 用安静的微笑让人安静。安静地走向灭寂，是一种很有尊严的福分。 如果身处寂静之境而心底喧闹，还不如身处闹市而身心俱定。 人生的道路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极不容易。为此，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 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五．行旅 我可以公布旅行的秘密了—— 让孤独者获得辽阔的空间，让忧郁者知道无限的道路。让年轻人向世间作一次艰辛的报到，让老年人向大地作一次隆重的告别。让文化在脚步间交融，让对峙在互访间和解。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不再自欺欺人。让荒草断碑再度激活文明，让古庙梵钟重新启迪凡心...... 那么，走吧。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很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 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为此我要劝告与我有同样爱好的年轻朋友，早一点出行。让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体、是一种崇尚，也是一种享受。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么？那就多走走吧，用脚步走向文化的本义。 远行很好劳累，但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拷问。把文化探求与生命拷问连成一体，才是很本真、也是诚实的文化人。 一．史实 历史的很大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很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人们看到，儒、道、佛这三种接近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一种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中国文化人很熟悉的是种，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在后面两种中，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难得。 儒家重善，道家重真，都看轻了美，而法家当然更不在乎美，因此造成了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对审美问题的若即若离。 我历来提倡“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二．斯文 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低很可能就是至高，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作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结果，常常越“文化”，越让人感到陌生。 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很后我作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智者对于知识应保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做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三．翰墨 美的安慰总是收敛在形式中，让人一见就不再挣扎。 《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 “大宋”之“大”，一半来自宋词里的气象。如果说古诗词容易束缚现代人的思想，那么，这个毛病在宋词里是找不到的。我更鼓励年轻人多背诵一点宋词，甚至超过唐诗。原因是，宋词的长短句式更能体现中华语文的音乐节奏，收纵张弛，别有千秋。 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艺术家与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他们很早就在世相市嚣中发现了一种神秘的潜藏，一种怪异的组合，一种弥散处处而又抓不着摸不到的韵致。说是发现，实际上是惊鸿一瞥、春光乍泄而立即不知踪影，因此需要较为性地追索和寻求。一个城市艺术家就是街市间的追寻者，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中追寻一种缥缈的回忆和向往。四．此生 独立地面对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随热闹潮流，很快凋谢。 用安静的微笑让人安静。安静地走向灭寂，是一种很有尊严的福分。 如果身处寂静之境而心底喧闹，还不如身处闹市而身心俱定。 人生的道路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要实现后一种可能极不容易。为此，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 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五．行旅 我可以公布旅行的秘密了—— 让孤独者获得辽阔的空间，让忧郁者知道无限的道路。让年轻人向世间作一次艰辛的报到，让老年人向大地作一次隆重的告别。让文化在脚步间交融，让对峙在互访间和解。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不再自欺欺人。让荒草断碑再度激活文明，让古庙梵钟重新启迪凡心...... 那么，走吧。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很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 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为此我要劝告与我有同样爱好的年轻朋友，早一点出行。让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体、是一种崇尚，也是一种享受。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么？那就多走走吧，用脚步走向文化的本义。 远行很好劳累，但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拷问。把文化探求与生命拷问连成一体，才是很本真、也是诚实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