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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中的探求

歧路中的探求

  • 字数: 373千字
  • 装帧: 平装
  •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 作者: 万长松 著
  • 出版日期: 2017-03-01
  • 商品条码: 9787030522924
  • 版次: 1
  • 开本: B5
  • 页数: 296
  • 出版年份: 2017
定价:¥98 销售价:登录后查看价格  ¥{{selectedSku?.sal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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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内容简介
《歧路中的探求――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是一部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总结的学术著作。作者万长松对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研究了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着重分析了从马思列宁主义一元论到多元论、从科学的逻辑―认识论到社会―文化论、从技术中心论到人中心论的研究范式转换过程,指出了上述范式转换给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而是将之置于俄苏哲学的历史背景中,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基于上述新的研究范式和俄罗斯当代哲学家的近期新研究成果对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本书适合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科学技术哲学和外国哲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对哲学感兴趣、具有理论思维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参考阅读。
作者简介
万长松(1969―),男,黑龙江呼玛人。东北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河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苏联)科学技术哲学、技术哲学、产业哲学。著有《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产业哲学引论》2部专著,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4部教材,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哲学分析》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完成多项课题,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
目录
总序
序(孙慕天)
前言
绪论
一、20世纪20―50年代:苏联哲学的形成和教条化
二、20世纪60―80年代:新哲学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挑战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苏联哲学的终结和俄罗斯哲学的振兴
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回顾与展望-
第一章 苏联新哲学运动及其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
一、新哲学运动的兴起和主要的哲学学派
二、新哲学运动对苏联哲学的创新发展
三、新哲学运动对俄罗斯哲学的深远影响
第二章 从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到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
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论范式转向多元论范式
二、从科学的逻辑一认识论范式转向社会一文化论范式
三、从技术中心论范式转向人中心论范式
第三章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从斯焦宾的角度看俄苏科学哲学的发展轨迹
一、科学结构:从引入抽象客体到建立理论图式
二、科学基础:世界图景、理想与规范、哲学基础
三、科学革命:从经典、非经典到后非经典科学理性
四、科学知识:技术型文明语境中的文化
第四章 沿着社会文化论道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趋势
一、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三部曲”
二、罗佐夫和“社会记忆”
三、奥古尔佐夫和“后现代科学哲学”
四、盖坚科和“科学文化”
第五章 工具主义的衰落――俄苏技术哲学百年发展轨迹回溯(上)
一、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双星”
二、布哈林: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第一人
三、科学技术革命论在苏联的兴与衰
第六章 人本主义的复兴――俄苏技术哲学百年发展轨迹回溯(下)
一、人本主义:俄罗斯技术哲学的新范式
二、问道西方: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复兴之路
三、立足本土: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创新之路
第七章 走出技术型文明危机――俄罗斯技术哲学的趋势
一、当代俄罗斯技术哲学的“三剑客”
二、库德林和“技术学”
三、高罗霍夫和“技术科学哲学”
四、罗津和“新工程理念”
结论 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
一、站在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源头”
二、探寻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的“流韵”
三、总的结论
参考文献
俄汉术语对照表
俄汉人名对照表
后记
摘要
    绪论

    迄今为止,给俄苏哲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颇为困难。从时间上来看,十月革命之前的哲学可以称为“俄国哲学”(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1917年以前);十月革命之后至苏联解体之前的哲学可以称为“苏联哲学”(Совет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1917—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至今的哲学可以称为“俄罗斯哲学”(Poccийcкaя философия,1991年以后)。俄国哲学“无始有终”或者说很难判断出它的准确起点;俄罗斯哲学“有始无终”或者说至今仍然看不出它有衰落的迹象;只有苏联哲学是“有始有终”的哲学,即它的起点(1917年十月革命或1922年“哲学船事件”)和终点(1991年苏联解体)都是**明确的。从地域上来看,俄国哲学主要是指沙皇俄国领土之上的哲学,其核心地带是圣彼得堡—莫斯科;苏联哲学泛指苏联时期15个加盟共和国的哲学,其核心地区是俄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乌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白俄罗斯(明斯);俄罗斯哲学则是活跃在今天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哲学。尽管俄罗斯哲学仍以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三个地区为中心,但哲学研究机构已经遍及全国。从内容上来看,俄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宗教哲学(特别是在白银时期);而苏联哲学往往就是马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则是一个混合体,既没有主流哲学,也没有官方哲学。“俄罗斯”这个定语更多地体现时间和地域的意义,这里既有传统宗教哲学的复兴、时髦西方哲学的引入,也有马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但作为某种“国家的哲学”或“统一的哲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一、20世纪20—50年代:苏联哲学的形成和教条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思主义。”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是跟苏联人学习马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否认。当然,我们的这位“老师”也是不断地修正自己观点的,但无论是“教条的”马思主义者还是“批判的”马思主义者,他们都是认真研读马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和历史背景下加以阐释,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苏联哲学深刻的矛盾性源自列宁。在国内研究俄苏哲学的著名学者孙慕天教授看来,从1908年到1914年,列宁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仿效国际学术界的做法,可以把列宁分为列宁Ⅰ和列宁Ⅱ两个阶段。①列宁Ⅰ,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时期,强调“反映论”,即“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像”。唯物主义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②列宁Ⅱ,即《哲学笔记》(1914年)时期,强调“辩证法”,即“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提出了“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有名论断,即“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他还分析了辩证法的“三要素”:从事物的关系和发展观察事物—这是辩证法的基础;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精髓。美国研究俄苏哲学的资深专家洛伦
    格雷厄姆(Loren R. Graham)在他的名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和人的行为科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以外对列宁哲学观点的研究多数都依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然而《哲学笔记》却是对前一本著作的必要补充,因为后一本著作包含了对辩证唯物主义更为深刻的发展。列宁接近了解自己早期哲学思想的不足之处,他在《哲学笔记》中努力服这些缺陷,而且令人印象深刻地提出了他后来的一些观点。《哲学笔记》出版后,对苏联哲学产生了日益增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在对认识论和还原论危险的敏锐鉴别力方面,尽管当时对它的评价仍然低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在首次出版以后就立刻成为辩证法派和机械论派争论的焦点,但它总是获得辩证唯物主义先锋学人的青睐,无疑是由于一种重要的认知,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展示的认识论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因此,从列宁Ⅰ到列宁Ⅱ的这一变化是苏联哲学矛盾发展的思想源头,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把马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效本体论化和教条主义化的是斯大林。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指出,辩证法只是方法,唯物主义才是理论。“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把唯物主义本体论化了,他割裂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联系,把认识论等同于反映论,开创了正统教科书马思主义哲学的先河,并借助自己崇高的威望和强硬的铁腕将马思主义哲学上升至国家哲学,*终使苏联哲学走向了教条化、单一化、意识形态化的道路。苏联哲学(即教条主义的马思主义哲学)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观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是一个“直接”和三个“优势地位”:直接过渡论,即小生产向大经济、私有制向公有制直接过渡;优势地位准确论,即社会历史科学像生物学一样精密;优势地位适合论,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接近适合生产力;优势地位斗争论,即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今天看来,斯大林“工业化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历史的辩证法”相比,无论是在哲学理论水平方面上,还是在哲学应用效果方面上都大大退步了。

    当然,马思主义哲学*终能成为国家哲学,斯大林只是始作俑者,难以计数的苏联哲学工作者创作的同样难以计数的哲学作品*终完成了这一“勋业”。“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整个国家变成一所巨大的大学,不仅在广大的高等学校系统内,而且在全国的无数小组、讲习班、专修班内,以及工厂、科研所、实验室内—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在研究,而且今天仍在研究马思列宁主义哲学—当代***的哲学。
    国内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书籍数量的增多,毕竟是哲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及精通哲学的干部增加的指标之一。”而拉动苏联哲学这一“三驾马车”的就是米丁(М.Б.Митин,1901—1987)、尤金(П.Ф.Юдин,1899—1968)和康斯坦丁诺夫(Ф.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01—1991)三大院士。不无巧合的是,他们三位都毕业于斯大林“宠幸”的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借助宣传和颂扬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米丁当上了《在马思主义旗帜下》和《哲学问题》杂志的主编,尤金当上了红色教授学院的院长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所长,而康斯坦丁诺夫更是官至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29年,米丁和尤金等联名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论马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在批判以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н,1881—1963)为首的学院派哲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地位;而康斯坦丁诺夫更善于领导和组织苏联学术界集体编写大部头著作,如《历史唯物主义》(1954年)和《马思哲学的基础》(1962年)。米丁等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批判运动中,根据官方确定的攻击目标,罗织罪状,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条,到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科学理论贴上唯心主义、唯我主义、唯灵主义、信仰主义、实证主义、世界主义、形而上学等种种标签”。为了讨好斯大林,他充当了李森科“伪科学”的吹鼓手,吹捧李森科的学说不仅符合达尔文主义,而且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而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贬斥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以,像米丁这类既不熟悉本学科历史,也不熟悉国外文献,只会跟着主子的眼色挥舞意识形态大棒乱打一气的伪哲学家们,“是苏联极权主义体制下孽生出来的哲学怪胎,是在马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政治投机的理论掮客”。他们不仅玷污了马思主义哲学,而且*终葬送了苏联哲学。

    因此,苏联哲学是有特定含义的。俄苏哲学资深专家贾泽林教授指出:所谓“苏联哲学”,实际上指的是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知名品牌地位”(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它只是马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即“苏联形态的马思主义哲学”。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①苏联哲学是与政权和国家共存亡的哲学;②苏联哲学是有始有终的哲学;③苏联哲学是政治化很有效的哲学,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④苏联哲学是一种违背自己本性的哲学;⑤所谓“‘苏联哲学’和‘苏联哲学界’是‘统一’的”是一种假象,事实是自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哲学界就出现了披着马思主义“外衣”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和流派。这些哲学流派和思潮在20世纪60—80年代汇成了一场“新哲学运动”,以“批判的马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新哲学运动不仅保存了苏联马思主义哲学的火种,不致使马思主义哲学随苏联的解体而消亡,而且延续了俄国哲学的文脉,为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日后在俄罗斯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60—80年代:新哲学运动对教条主义的挑战

    相对于“主流”的正统教科书马思主义哲学来说,“批判的马思主义哲学”优势地位是“非主流”的,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遭到官方舆论的严厉批评。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70年第3期就以编辑部名义发文指出:“把哲学对象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反对马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辩证法,是非辩证的态度,哲学研究的不良倾向。”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伊利切夫(Л.Ф.Ильичев,1906—1990)更是直接批评道:“某些哲学研究著作片面地以逻辑认识论问题为目标,轻视、有时竟然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问题、客观的辩证法、发展理论;有些哲学家想要把马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内容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问题(换句话说,归结为研究恩格斯称之为主观辩证法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他所说的“有些哲学家”就是指20世纪60—80年代领导苏联新哲学运动的“老三驾马车”—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1924—1979)、科普宁(П.B.Копнин,1922—1971)和凯德洛夫(Б.М.Кедров,1903—1985)。众所周知,伊里因科夫是*有效的认识论主义者,他认为“哲学就是关于思维的科学”,辩证法是“思维对存在进行反映的一般规律”。他特别重视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思想。在他的代表作《马思〈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1960年)中,伊里因科夫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在人的思维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过程的科学,是变现实为思想和变思想为现实的科学,是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他的观点遭到了“本体论派”的激烈批评,鲁特凯维奇(М.H.Руткевич,1917—2009)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围绕马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职能的大辩论时,曾点名批评伊里因科夫,认为他“企图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象归结为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就是“复活”苏联“学术出版物上曾经批评过的‘认识论主义’”。但伊里因科夫并没有屈服于上述来自官方和学界的“双重批评”。1977年9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主题为“唯物辩证法是现代科学认识的逻辑和方法论”全苏第二次唯物辩证法讨论会上,伊里因科夫做了题为“辩证法和世界观”的学术报告,明确地阐述了他一贯坚持的“辩证法就是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尖锐地反驳了批评他的人的观点。1980年,鲁特凯维奇在他的《辩证法和社会学》一书中,再次点名批评了伊里因科夫,说他在阿拉木图讨论会上的报告,否定众所认可的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定义,把这一定义看作是“似乎只适用于马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形式(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不适用于描述马思主义的辩证法”。麦柳欣(С.Т.Мелюхин,1927—2003)也赞成辩证唯物主义有“建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整体观念的任务”,并认为:“要发展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首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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