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读人

    《燕园读人：北大人心灵探寻》叩访那些很为优美、很为高贵和很好的心灵，亲近这个时代很为独特、很为璀璨和灵动的生命。    作者在北大学习、任教期间，走访了十多位德高望重、很杰出的经济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实，其内容鲜活生动，既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燕园读人：北大人心灵探寻》：作者以殊胜之缘，在北大求学、任教的二十年中，叩访了这所名校中多位很为很好、很为高贵和很好的心灵，走近这个时代很为独特、很为璀璨灵动的生命。这本小册子，就是每一次温馨聆听的记录，是作者得大师前辈熏染、引领、滋养后的感恩抒怀。

    王曙光，笔名舒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出版经济学著作20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有数部散文集与诗集行世。

《燕园读人》目 录小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 001——为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而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 015——为陈岱孙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 021——访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 027——北京大学有名诗人和学者林庚先生小记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 032——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诗人之死：论诗歌与生存 ... 043——为北大杰出诗人海子逝世十周年而作扶柩高歌的圣徒 ... 054——纪念北大杰出诗人戈麦逝世两周年诗情与冷眼 ... 069——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学者赵园戴上枷锁的笑 ... 079——访有名当代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生命忧患与反抗绝望 ... 090——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温儒敏先生推翻历史三千载 ... 098——记北京大学有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精神明亮的人 ... 112——赵靖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回望苍茫岁月 ... 139——记北京大学有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遥远的绝响 ... 167——怀念北京大学有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卓明先生石品清奇师恩长 ... 184——怀念北京大学有名经济思想史家石世奇先生谦尊而光 ... 199——怀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访北京大学有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里穿行，弥满心胸的是氤氲的槐花的余香；然而，步过静静的未名湖，走进红湖北岸那简朴的公寓，我们却不住沉醉于一片书香之中—昏暗的书房里，是名副其实的书的海洋，走廊里，书架上，甚至床铺边，过眼之处无不是书。正当我们唏嘘赞叹的时候，先生笑着打趣道：“摆得多，不见得就看得多呀。”极普通的灰旧的中山装，极普通的黑色的软底布鞋，我们所见的季先生，似乎永远是这身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装束。作为靠前上精通吐火罗语、巴利语、梵语的少数学者之一，作为中国有名的印度佛教研究者、翻译家和比较文化领域的大师，作为中国散文界有名的散文家，季羡林先生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学术声望，但是他为人的朴厚无华，确是令人惊叹的。室内光线很暗，此时更有一种清幽的感觉，先生安详而沉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我在许多刊物上看到过先生这种低头沉思的照片，目光深邃而恬静，犹如一种对于时光的悠远和感伤的品味。我们的话题不知为何聊到知识分子问题，季先生对此似乎感慨良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很好的。我在很多场合下这样讲过。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而是有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作根据的。论待遇之低，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因为生活条件、科研条件的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牢骚的嗜好恐怕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发些牢骚，讲点怪话，这是人之常情，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发了牢骚之后，他还是勤勤恳恳地研究，踏踏实实做学问，刻苦自励，不计荣辱，不顾得失。所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光听他们的牢骚，而是要看他们的行动。”季先生低下头，习惯性地在左手掌心上画着字：“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坚忍、勤苦而著称，有极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牺牲精神。可是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少了，淡了。年轻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动辄谈利。我觉得言不及利固然不好，但是言必称利也不见得妙。年轻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抱负。人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点精神，人岂不同动物一样？”说起目前的教育现状，先生沉重的语气里充满期许，又充满了忧虑：“我们的教育事业有着断层的危险。我们这批老家伙必然一个个退下来，目前的中年教师，到21世纪也要步入老年之列；而新一批很好的教育人才接不上来，年轻人视教书、做学问为畏途，形成后继乏人的局面。没有教育，我们的中国不会强盛，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所以我希望能有一批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有这样一批敢于并乐于牺牲的‘傻子’，静下心来，决心坐冷板凳，走一条充满艰苦却功德无量的学术之路。坐冷板凳，没有毅力不行，没有精神不行，没有一股‘傻劲’不行。”“现在北大庆祝九五华诞，大家谈北大的传统，不外乎‘民主’‘科学’四个字，但是追其根源，它的背后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是个人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群体的、有着悠久历史的一脉相承的传统。”从东汉的太学生到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文史兼具、学识渊博的季先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希望同学们不只是空谈爱国主义，而要有实际行动，要敢于牺牲一点个人利益，为了民族的未来……”先生不说话了，两手托腮，陷入他常有的沉思之中，这让我猛地想起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我这个人其实很钝，绝不能算先知先觉，也不至于不知不觉，我是后知后觉，学而知之。”先生同我们聊起一生的经历—贫寒的童年，清华求学，十年留德生涯，以及1946年回国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正如先生在《八十述怀》里所说的：“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然而在谈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先生的语调却是异常的平淡，异常的恬静，仿佛那些艰难，那些坎坷，那些可歌可哭的岁月，都已化作轻烟，不留痕迹，使他在八十高龄仍身心愉悦，乐观豁达。我曾经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短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由年近九旬的老人说出这句话来，其意味是异常沉重的。作为一个毕生研究语言文化而又饱经沧桑的老人，他的漫长人生确实犹如一面折射人世沉浮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上演过光荣与梦想，也上演过疯狂与愚昧。虽然画面诡谲多变，却始终未能泯灭一颗沉静正直的心灵。这颗心灵始终以巨大的坚韧和隐忍的态度，一次次地经受痛苦与迷茫的煎熬，俯瞰着生命中的沉浮荣辱。季先生家住未名湖北边的一个小湖边，那里翠竹掩映，树木遮天蔽日，曲径通幽，极有野趣。几乎每天，季先生都要带着他心爱的猫，在湖边散步。夏天的时候，红湖北岸的荷花是燕园很为茂盛的，据说这些荷花是季先生栽种的，开始是不经意为之，不料来年荷花却疯狂地蔓延，一发而不可收拾。有名文史学家和散文家张中行先生在一篇关于季先生的文章中称之为“季荷”。从此事可以看出季先生风雅自在的一面。冯友兰先生有一句诗：“甘作前薪燃后薪”，季先生也颇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于年轻的学子，总是倍加爱护。有一则关于季先生的传说流传甚广。某年开学之日，新生云集，一新生欲至别处寻人，无奈行李无人看管。正此时，见路边有一老人面容慈祥，就委托“老大爷”代为照看一时。老人欣然应允，认真看管近一个时辰。次日开学典礼之时，该生猛然见“老大爷”赫然端坐主席台正中，乃北大副校长季羡林也。季先生朴厚至此。还有一个我亲历的故事。大约在1993年秋天，学生会邀请季先生在办公楼礼堂演讲。季先生依以往的一贯作风，提前到达会场，可是等到开会时间，扩音器仍然未准备好，学生会诸同学极为尴尬，频频向季先生道歉。季先生反安慰道 “不急，不急”，一边坐在主席台耐心等候，一边为一些跑上主席台的学子签名留念。我在台下，看着季先生不急不躁安详悠然的样子，感叹一个大师平实、宽宏的忍耐力与长者风范。访谈的时间是短暂的，在季羡林先生简朴的书房中，你似乎总会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氛围，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象弥漫其中，它沉着而不轻狂，坚定而不浮躁，雍容廓大，从容镇静，那是一种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自信，是一种经历了尘世沧桑之后对于这个世界的宽容。我们似乎被这光芒和气象所掩，真有如坐春风之感。临别，在门口一丛红艳的月季前合影的时候，先生提醒我们说：“这花多好，一定要把它一块儿照上。”我们猛然悟得这位须眉皤然的老人，有着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一九九三年六月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名学者钱理群先生愿北大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圣地，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维、新学术与新的想象力及创造力！—钱理群有人说，钱理群是北大一处不可缺少的景观，其重要性也许不逊于未名湖博雅塔。他没有未名湖的柔媚细腻，甚至有点粗豪，纵论世事，臧否人物，慷慨激昂，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也没有博雅塔的雄武庄严，他身材粗短，头奇大，先知一样智慧的秃顶，听他嬉笑怒骂，呵佛詈祖，看他陷在沙发里手舞足蹈，旁若无人，没有谁能在他奔涌的激情面前无动于衷。他就是用这激情温暖、感动和指引着他的同道者和仰慕者。我不希望这个近乎戏谑的开场白给读者带来任何错觉。表面的爽朗粗犷掩盖不住他内心思虑的沉潜、关怀的深切，掩盖不住他内心深处的悲凉。我从他眼睛里读出这两个令人并不十分愉快的字。这种悲凉，不是对于个人身世的低回浅唱，也不单是出于对世态炎凉的透彻体察，而是一种更加宽广的历史感，一种站在优选立场上的人文关切。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如果特别地说，接近没有时下青年豪俊的潇洒轻松，而是浸泡着一种异常艰涩的情绪。这种情绪，出于苦难，也同样出于使命，他很好自觉地将苦难与使命担负在并不浑厚的肩上，并以此为荣。我并不惊诧于他对十八年“贵州”生涯的轻描淡写，在他的追忆之中，甚至有些并非有意渲染的令人怀恋的东西。在贵州安顺这个西南边陲小镇上，他轻易地交付了他全部的青春岁月。事后，他对自己的流放竟至生出些“幸灾乐祸”的心情，在万马齐喑、思想钳制的社会低潮时期，这个边远小镇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一个心灵的特殊的庇护所，使得他能够以相对公正、自由、开阔的心态，开始他的精神漫游，开始他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苦旅。钱理群称贵州是他的“精神基地”，这一块基地所给予他的丰厚的馈赠足以支撑他以后学术与心灵的漫长追索。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不单是他的第二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弥足珍贵的友情、社会基层的生活历练、思想的成长丰满，都是他追念不已的滋养他灵魂的源泉。贵州真正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即使在韩国讲学的时候，他竟也几番梦回，可见他对贵州的依恋与怀念已深入骨髓。在守望者与漂泊者之间，钱理群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注定了他的精神流浪汉气质。但他并不轻视甚至有些崇拜守望者的存在价值，与漂泊者以个人姿态横空出世不同，守望者以群体的面貌出现，默默无闻，以生存为专享目标，但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守望者，伟力在守望者，希望在守望者，整个社会赖于守望者的支撑。钱理群与贵州的长期不断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漂泊者与守望者之间的心灵交流与沟通。这种沟通不单是为了印证，更是为了信念与灵感的汲取，为了安慰与充实的收获。几十年的患难之交，成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连接着钱理群和他贵州的精神兄弟，使他们虽然相隔久远，仍旧神秘地默契，无须过多的铺垫。对于一个现实关怀异常强烈而自觉的学者而言，抛弃自我生命体验而以所谓纯粹客观的眼光切入学术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钱理群将自己的主体投入戏称是学术正统以外的“野路子”。他从不标榜自己的学术纯洁性，也从不讳言自我的生命形态在他的研究对象中的渗透和表现。他执拗于他的实践，从对象中，他更多地发现并发掘着自己，庄周梦蝶，不辨你我，陶醉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精神契合之中，陶醉在主体与客体的心灵交融之中，陶醉在物与我的相互印证、阐释、解脱之中。在他的研究对象身上，更多地折射出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他的心灵路程。他在研究客体面前，似乎不像是一个严谨、清醒、客观、超脱的解剖者，而更像是一个切身参与者，与他们同哭同歌，同享追求与彷徨，快意与伤痛。这也许与钱理群激情过剩有关。他不蔑视纯粹客观的描述，只是他的气质与禀赋不允许他接近“超然物外”。他常对来客发挥他的学术三部曲：他的研究初衷，一曰“还债”，二曰“圆梦”，三曰“结缘”。作为历史苦难与历史巨变的介入者、感受者与见证人，他觉得有责任对这个民族的命运进行理论的反思，这是他欠的“使命”之债，他要把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发展的宿命加以揭示与诠解。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鲁迅研究与研究，的确带有一点自我清理的意味。而学术研究的过程也正是他不断圆梦的过程，通过他的学术历程，使少年时代的梦想得以实现，他有一种收获的快感。他又特别欣赏佛教中的“结缘”，而他的学术思考，更是一个与历目前许多杰出的心灵对话的过程，在跨越时空与重量大师进行的心灵沟通之中，达到自我心灵的拓展与解脱。尽管他明知“还债”之类的说法不够现代，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不免带有“自作多情”之嫌，但他却因此而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的自我调节。这个学术三部曲，处处张扬着他的个性，使他从一般意义上的纯学者的角色定位中解脱游离出来，还自己以思想者的面目，在学术生命中深深烙下自己心灵的印记。钱理群说自己颇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在他那本小书《人之患》里，他用孟老夫子的话自嘲曰“好为人师”，他的同窗赵园则说他有一种“传道的激情”。他讲课的“卖力”是燕园师林中罕见的，在讲坛上，他纵横挥洒，挥汗如雨，真正到了忘我投入的境界。请允许我引用邵燕君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中的一段传神的描述：“那不是讲课，而是呕心沥血的倾诉与歌唱，只有一个人对学问抱着母性的爱恋和宗教般的狂热，才能有那种神圣感，才能有那种深沉—深刻而沉重的感情。”他对青年的热爱与期许源于鲁迅传承给他的“中间物意识”。“中间物意识”的体验过程毕竟是一个艰难而尴尬的反思过程，在这个反思中，他对于自我价值与自我局限的深刻而清醒的评估，融进了一种近于悲壮的使命感与历史眼光，使得他能以异常平静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历史定位，而将更深沉更远大的希冀寄予青年。在与青年的不懈对话中，他更新着他的观念，激发着他的灵感，因而对话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互相激荡与汲取的过程。这让我想到1941年潘光旦先生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的《大学一解》中的一段精辟的论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自然，与老钱对话的青年，自己首先得有一定的思想积淀，外人盛传，假若访客的谈吐气象引不起老钱的兴趣，他便会打瞌睡。他的许多观点是从聊天中碰撞出火花的，有时也机智而不露声色地从年轻人那里“偷”得一些新鲜武器。钱理群大约秉承了吴越之地的士风，所以很有些放旷不羁的趣味，高谈阔论，无所顾忌。他的浙籍同乡、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贺知章，“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旧唐书》）。流风所及，吴越之士也多放恣，为所谓正统文人所不齿。“为人但有真性情”，钱理群于这豪放之外，还有一点近于天真的堂·吉诃德气，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在《痛悼同代人的“死”》一文中，他说，“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封闭的，却又充满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往往“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保证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他不厌其烦屡次描述的贵州精神兄弟尚沸，便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典型。尚沸总是“沉迷在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中，以至旁观者都不忍心告诉他，那不过是幻觉；但很快他自己就会清醒过来，幻想破灭了……但不久，他又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美’，又开始新的迷恋，新的破灭，新的痛苦……这就是尚沸；他永远是‘幻美’的俘虏，认真、率真、真诚，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这分明也是钱理群的自画像，尽管他远比尚沸清醒，远比尚沸更能摆脱童话语境设下的甜蜜的网络。赵园曾说钱理群“童心未泯”，这倒不是说他玉洁冰清，不谙世故，而是说他虽然深通世故，自己却不沾世故气。这才是做人的很好。在钱理群的“真性情”中，很本质的恐怕还是他的唐·吉诃德式的圣徒性格，那是对自己优选道德信仰的执着坚守，对庸俗时风与人类天性缺陷的拒斥，这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难得的回归。唯其难得，所以才更显得弥足珍贵。但是残酷的现实却往往将蒙在理想主义者脸上的脆弱面纱撕得粉碎，逼使他们直面人生，直面历史，直面自己痛苦的灵魂，逼迫他们一次次进入“精神的炼狱”，反思命运，反思整个时代。钱理群因此也一改他的谑笑，满脸庄严地宣告：“这个世纪总要留下一些敢于正视惨淡人生的真的哀痛者与幸福者。”哈姆雷特的果敢的怀疑精神和反思意识在进入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之前，是经过一番强烈的内心搏斗的。但即使是那些曾有过反叛精神的思想者，“当他们得到了某种信念之后，就宣布找到了很后的归宿，就将其保证化、凝固化以至宗教化，当他们因此而停止了自己的独立精神探索时，自身就已经发生了异化”（《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钱理群为这“精神死亡”而悲哀，而伤痛，而羞愧，而恐怖，他的反思的勇气也因此被再一次激发，肩负着向旧阵营“反戈一击”的使命，向着一种更为顽固更危险的社会意识挑战。在一片得意扬扬的喧闹声中，他显得那么孤单无助，念天地之悠悠，荷戟独彷徨。在访问北京大学师从于已逝有名学者王瑶先生的四位中年学者温儒敏、赵园、吴福辉、钱理群的半年中间，我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的价值取向、学术观念与历史定位，有了渐次深入的认识，并很终获得了某种整体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把握。钱理群是第三代学者中的很好代表之一。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5月30日夜，访钱理群归来，在日记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献给他，也献给那一代所有真诚的学者与思想者：第三代是一群背着十字架的祈祷者，是一面虔诚地维护、一面却激愤地声讨的一代人，是双重生活信条所束缚的一代人。没有哪一代人曾有过那么多的触目惊心的冲突和骚动，他们的漂泊者的宿命已经被注定，他们所目睹亲历的历史的沧桑以及这些沧桑在他们心灵上镌刻的印记，比任何一代都更深刻，更丰富，更有效。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典型的历史时代呈现的典型形态，他们绝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尽管他们确曾从前代那里继承了一部分很好的基因；他们更无法辨认他们与新的一代的相通之处，他们之间的距离比距上一代人的更远，分裂也更鲜明。他们已经回归不到前代去，同时也注定了与未来的隔阂，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间物，丢弃了所有的精神家园，在怀疑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徘徊，在顺应同化与挣扎抗争之间作殊死的抉择。他们的可贵的批判意识与怀疑精神将毫无保留地传达给新的一代，在那里培植出新的土壤和健康的种子。他们当中，有一批精神界的悲壮的灵魂，他们的清醒，他们的英雄气质，只是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加重了他们对于中间状态的不安和焦虑。而他们的地位绝不有且只有于此。他们是新春里很初的苞芽，是雷雨过后预示晴朗的道虹彩，是黑夜与曙光交接处瞬间的闪亮。他们身上所凝结的时代的悲喜剧，永远是这个民族知识分子精神目前很可宝贵的部分，他们的恒久的价值，将作为不可替代的标本，留待后世去论说。一九九七年六月附：七律呈钱理群先生千载谁唱幽州台，自古英雄事堪哀。沽酒拔剑伤寂寞，荷戟赋诗独徘徊。天地茫茫一过客，众生芸芸几同怀。装点俗尘作道场，何如放鹤归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