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

"首创“廉洁拐点”概念，提出“习近平拐点”。本书解读了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 中国反腐领域又一重要成果。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腐败问题研究专家、畅销书作者高波，对中国反腐败进行全面分析和预判。 "

“廉洁”是一个世界性议题，更是新兴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从世界范围看，先发国家都曾遭遇过腐败高发期，一部分“成功国家”随之出现了廉洁拐点期，而那些“失败国家”却陷入“现代化陷阱”中，甚至贪腐成灾。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廉洁拐点？怎样才会出现廉洁拐点？ 因为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时更偏重于经济治理层面。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巡视监督提速到派驻机构改革，从网上执纪问责到海外追赃追逃，为腐败治理带来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这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出现了怎样的趋势性变化？ 《廉洁拐点》立足于国际、国内两种视野，剖析以美国、瑞典、新加坡为代表的“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之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阐述中国廉洁拐点的独特性和深远影响。本书指出，随着#***时代和“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进入一个新型的廉洁拐点期。中国的腐败治理体现出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两个治理网络、两种治理力量的巨大优势。这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成功展现的首个“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同时，本书也特别强调，中国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也不是稍纵即逝的断点，而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人类社会治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化学反应”和“混和变革”。呈现差异化、原创性特点的中国治理新路，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确定性，更是对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有力重构。这是腐败治理问题的中国答案，事关全球治理的希望，每个人的福祉。

高波 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历任中国社科院监察局副局长、青年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高波著有《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全国首届优秀廉政文化出版物，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推荐读物），主编《党章中的纪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荐图书，入选“2015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等。

|序 言| 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上 篇| 廉洁拐点，大国标配 004| 廉洁拐点：政治输出端的内生性、结构性变革 016| 从国家基因分型反观其治理腐败的结构性问题 043| 国家重组“改”出来的美国廉洁拐点 064| 政权新生“盼”出来的苏联“失效拐点” 079| 社会福利“托”出来的瑞典廉洁拐点 096| 严刑峻法“治”出来的新加坡廉洁拐点 112| 廉洁拐点“6S”模型：国家治理体系之“关键一跃” 126| 大国反腐：“苏联方案”为何败于“美国方案” 138| 政治信用、“有限民主”与“无限民粹”问题 152| 廉洁拐点不是“赛末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 |下 篇| 新常态，新治理 161| 中国“关键先生”：“#***相当于两个罗斯福” 172| 消除“贪腐沉没成本”：从反思“旧常态”到引领“新常态” 199| 认清“中国前提”：从防控“有形腐败风险”到担当“无限治理责任” 220| 顶层治理的复兴：从“生产力革命”到“新治理革命” 239| 法治中国背后：从“双笼限权”到“制度治党” 262| 高房价时代的反腐：从“治标有效”到“治本有道” 282| 八项规定改造中共：从“盘子里的变化”到“骨子里的革命” 304| 修复政治生态：从破拆“政治违建”到定型“四种形态” 321| 开启“互联网+反腐”：从“中国式网络监督”到“数字化社会主义” 341| 实施“精准治腐”：从“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 354| “新启蒙行动”发力：从“I反腐”到“零容忍” 368| 推动“反腐外交”：从“新兴大国责任”到“新型大国责任” 384| 减少选人用人“非受迫性失误”：从“治理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409| 构建“规则社会”：从“规制既得利益”到“保障应得利益” |结 语| 从世界反腐进程看中国廉 436| 新轴心期：反腐败仍然是一场“星球大战” 446| 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找准旧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452| “互联网+治理”：首个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及其“双重开放”效应 463| 分享“中国答案”：从“与中共制”到“与中共治”

"序言 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 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a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 年12 月4 日，八项规定这个位列“2013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总设计师”习近平强调：“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八项规定实质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发了全党的行动感召力和民众的舆论向心力。中华文明历来倡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八项规定这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其引领的正风反腐新高潮，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并且传导出中国由内而外发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某种先兆性信号。 无怪乎2013 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诚如众见，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习近平时代”的启幕，以及“八项规定冲击波”的巨大震撼，为“改造中共、改变中国”的中兴伟业奠定了基调。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 年12 月23 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违法乱纪者，可谓冷意逼人；对渴盼早日出现“廉洁拐点”的泱泱国人，应当说带来的是阵阵暖意。 稍后，我在2014 年第2 期《社会观察》上发表了《“廉洁拐点”或加速呈现—2013 反腐记忆与2014 廉政期许》一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求是理论网等网站转载了该文。 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纵览20 世纪以来“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将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约项概括为“6S”模式：“ Statesman”，即超级政治家，如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确的战略，如美国的“新国家主义”、瑞典的“人民之家”和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Struggle”，即持续的行动，如20 世纪头20 年美国的反托拉斯斗争、30 年代瑞典的贫富协调行动、5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加坡反贪腐行动等，吹响了肃清腐败行动的“开场哨”；“System”，即系统性变革，治理腐败并非停留在“就腐败谈腐败”，而是以国家重组、顶层设计、整体再造和配套措施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效降低贪腐行为的“出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会一致性，各阶层在治理腐败所形成的转型期必须团结一心向前看，共同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和利益调整的阵痛；“Share”，即价值的共享，尽管治理腐败的过程或激进或渐进，或是激进与渐进交替的“混合”方式，但结果是形成一笔“ 反腐红利”，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并且这种“增量获益”是制度化、可持续的，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也不因政党政策的调整而反复。 再看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 首先，治理腐败的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举世公认。从2012 年11 月初至2013 年5 月的半年间，习近平在36 篇公开讲话中有13 篇讲到反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实施了20 年来规模最大的“清理门户”行动，八项规定正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的“名片”。 2014 年，习近平还创下一个月内7 次在外交场合谈反腐国际合作的纪录。在他亲力亲为的主场外交特别是“反腐外交”框架下，国际反腐新秩序渐入北京时间。“内打虎、外猎狐”的治腐新局，为党内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式再造赢得战略主动，也显示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2014 年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华回国后的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坦言：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拥有这样的影响力，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 年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王岐山随后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有着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更离不开核心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赢得党心民心。”《礼记·中庸》有云：“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史地看，中国有“中央治理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成功实践，“治理核心”的地位与“核心治理”的定位直接影响中国的“元治理”。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明确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习式新政”的落地生根，对当前中国廉洁拐点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机制，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长期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能力，是“中央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宋史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b以中央八项规定为集结号，习近平开启的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着力建构的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省区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的管党、治党、建党主体责任体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其核心作用的彰显、核心责任的担当，堪称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引领实现国家廉洁拐点的核心标志。而且，这一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的明确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完成的，经受了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网内外”的全天候、全向度、全息化感知认同过程，也具有不同于党史、国史之过往阶段的全新时代特征。 其次，国人信心触底反弹形成的“民意上升通道”有目共睹。直面各种对锐意反腐的围观乃至质疑，习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13 亿，宁肯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13 亿中国人民。特别是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加强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有中国特色的“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高效运作，对特权和腐败零容忍的主流民意空前高涨。2014 年7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我曾在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写道：“中共的政治信用来了一个‘涨停板’，世界又一次领教了‘中国震撼’，国人又一次感受到‘零容忍严惩贪腐，不设限清理门户’的超强冲击波。这是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共始终不渝坚守从严治党路线的一个全新里程碑。”民心大如天，信心重如山。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13 年是81%，2014 年是88.4%，2015 年是91.5%，2016 年是92.9%，呈现逐年走高之势。c此外，中国社科院2013 年《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7%的人对今后5—10 年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比2012 年上升13.7% ；2014 年和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为83%和90.3%。而在中共十八大前，相同统计口径的调查结果一直在60%以下的低位逡巡不前。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进行的“汉语盘点”活动中，从2012 年的“梦”、2013 年的“房”到2014 年的“法”、2015 年的“廉”，再到2016 年的“规”，年度汉字的背后也凝结着全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共同关注和期待。应当看到，尽管“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通过近四年的“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正风反腐的民心支持率和未来信心步入上升通道并逐渐趋稳，这不但是治理腐败“最大的政治”，也是共创未来“最强的动力”。当然，廉洁拐点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还必须在深度治理变革的新起点上不断回应人民对公共服务、公平正义、公德善治、公序良俗等方面的更高期待。 最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持续夯实治理腐败“去运动化”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高度协同的整体效应，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愈加稳健地运行于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之上。一方面，中国特色“制度双笼”（“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更加坚固，在“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下夯实“不能腐”的制度基础。如八项规定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准则，四条例”被冠以“史上最严”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单纯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情节”标准，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行贿犯罪增加财产刑以使行贿人得不偿失等，凸显了“依法反腐”、“修法治本”的行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成功落地，国人见证“最强纪律部队”之时，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标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彰显了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风反腐成果的决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此改革“位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点’”，“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也在相关解读文章中提出：监察“体改”既是对党的监督的强化，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实化，其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其体制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要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果说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要“用法律管全体”，有利于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是防止党的领导弱化矮化、腐化蜕化的治本之策。实际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关键是在实践中把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特征显现出来，把党的领导的最核心优势释放出来。在当下的党心民心共鸣期和全面改革加速期，有效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体制，加快排除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生态性危机，使“治腐防败”成为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法治化、常态化事实，是观察评析中国廉洁拐点的重中之重，也将进一步打消国内外对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顾虑和担心。 而且，随着习近平时代“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等管党治党方略不断落地，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应当看到，在这场以党内治理“全新重启”带动国家治理全面变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会出现了两个尤为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步净化所蕴生的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二是社会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等与党内监督共同倒逼权力内敛和公职人员责任担当的不可逆态势。这两大变化显示出民心向背的时代脉搏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红利”，也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廉洁拐点的另两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标志。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自我净化的铁流之中，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 人（给予纪律处分223 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 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显示了自我监督无禁区、反腐惩恶不设限的决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 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 万人，印证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战果和中国纪律部队的“战力”；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 万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辐射效应；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持续上升，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2012 年的1.8 上升到2016 年的4.3 ，但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 年比2015 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 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彰显了“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的实际效果；2016 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 有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2015 年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5 400 余人，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人数一年间增长10.6 倍之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综合效应加速显现；截至2016 年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 万多起，处理20 多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 万多人，群众“看得见的歪风邪气”大大收敛；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 566 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 人落网，追赃金额86.4 亿元，反腐败追逃追赃力量高度整合……在这些数字背后，人们见证了一个建党95 周年、拥有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新生与再造，见证了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国家治理史的东方古国和新型大国的全新廉洁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在此之前，20 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上，带有地标性质和全球影响的廉洁拐点主要有三个：20 世纪头20 年基本成型的美国（国家重组型）廉洁拐点，20 世纪30 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以及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发轫的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其中，第一个属于大国廉洁拐点，后两个属于小国廉洁拐点。但是，这些国家的廉洁拐点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现之前的产物，基本属于独善其身的“内向型”廉洁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