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

"从经济变奏窥千年历史风云，从白银命运解东西转折分流 有名历史学家吴思、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有名经济学家朱嘉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德斌、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等倾力推荐 "

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而在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
《白银帝国》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从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本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此外，作者徐瑾将更多目光投向了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以及中国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探讨中西大分流和中国银本位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
千年中国货币史，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是人性的投射。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徐瑾，青年经济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早年办过《读品》杂志，现主持经济人读书群。近年出版《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著作，作品曾连续入选“2015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2016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朱嘉明序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总 论 白银的诅咒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货币起源
白银的东西命运
金银博弈
金银复本位的失败
金银复本位不是乌托邦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唐宋变革中的纸币试验
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南宋钱荒与疯狂的会子
钞票的没落与马可？波罗的局限
通胀的教训与白银的崛起
1262年：贾似道买公田与威尼斯卖债券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洪武体制的建立与突破
发钞救不了明朝
禁不住的白银
白银货币化与西门庆们
李约瑟之谜在明朝
白银流入与明朝灭亡
中国钱与丰臣秀吉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币制混乱的清朝
“黄宗羲定律”遭遇“马尔萨斯陷阱”
朝贡生意经与天朝心态
从朝贡到条约
入超、热钱、世界失衡
1840年：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
复盘：帝国银荒因何而起？
外国银洋在中国
用白银丧失货币主权？
甲午战争：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
江户时代中日的不同传统
从磅亏到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大热潮
白银为何再次胜出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洋银行来到中国
钱庄在20世纪的兴衰
“京钞风潮”中的中国银行
天时地利的“废两改元”
从《白银收购法案》中走出的法币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后记
附录一 延伸阅读
附录二 东西货币金融大事记
参考文献

    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其中中国依赖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分岔。
     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有所增加，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不少记录都有酒器为银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宋时代的金银，他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目前重要的时期。他的研究表明，唐宋之际，金银已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上层使用，宋代却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籴、军赏等官方支出，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施、谢礼等使用，白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对于白银的使用。
     然而，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使用，北宋时期参加王安石变法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实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云麓漫钞》中记载，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考察历史，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
     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纠缠了数百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犹在眼前。关于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其失败最终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而言，纸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的作用，这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这一现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毕竟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对比世界并不低下。但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一般纸币被认为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态。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1000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另一方面，也以案例形式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其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宋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辉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一亿，是汉唐两倍有余。“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急剧繁荣与空前自由。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惯常认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超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的征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帝国曾经的顶点。北宋年间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术发展，开始于汉代从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很好。宋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难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说宋、辽、金与西夏且战且和数百年间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贸易（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易以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比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从河边买人契丹羊的费用为40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很好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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