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

《了不起的盖茨比》为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缩影。盖茨比怀揣着对“美国梦”的期翼，投身到那个年代的灯红酒绿之中，却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以及浮华背后一切终将逝去的空虚怅惘。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现代美国文学目前的地位，他成为了“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拥有“美国梦”精神内涵的作品，亦是一部极具韵味，极富美感的“最为动人的美国悲剧”，一直被世人推崇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体现出的对个人理想的追逐和对“美国梦”实质的拷问感染了好几代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一派纸醉金迷之象。大富豪盖茨比的家中，每晚盛宴流觞，醉酒笙歌之中极尽奢靡。盖茨比怀揣着对“美国梦”的期翼，投身到那个年代的灯红酒绿之中，却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以及浮华背后一切终将逝去的空虚怅惘。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拥有“美国梦”精神内涵的作品，亦是一部极具韵味，极富美感的“最为动人的美国悲剧”，一直被世人推崇为“经典中的经典”，其体现出的对个人理想的追逐和对“美国梦”实质的拷问感染了好几代人。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是“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和“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一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生动地展示了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被誉为二十世纪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

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话大有弦外之音。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有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如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日“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他们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的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了，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个芬兰女佣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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