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家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堪比“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暴行，客观、震撼，生存绝境中的人性考验。 大量珍贵史料、图片首次披露。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中宣部、出版总局联合推荐的“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之一

堪比“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暴行

客观、震撼，生存绝境中的人性考验

三井、三菱、川琦、昭和重工……日本财阀奴役战俘、榨取血汗钱纪实


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英国皇家档案馆、日本外务省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日军来往电报、战俘口述史，珍贵史料、图片首次披露

中国抗战史学界泰斗张宪文担任总顾问并作序，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齐春风、苏智良、王晓秋、庞中英、李玉、曹鹏程、邓世超、陈红民、左双文、金立昕、顾锦生、程兆奇、张生、孟详青、萨苏、张守增、罗洁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推荐。

当我*次读完初稿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并不是非常的震惊。虽然日军在远东的罪行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但相对于日军在中国作的罄竹难书的恶来说，不足以让我大惊小怪。但是，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依然对作者们和他们的作品刮目相看。
一、作为学者，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虽然情绪上有时候不免义愤填膺，但是在作出评价的时候，依然会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真相。重要的是，他们敢说。
二、他们引用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是一手的，甚至为访问当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跑了很多地方，都有可靠的来源。
三、作者关心的重点不是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伤害，也不是关注战争破坏了多少钱财，而是把重点放在战争中主题——每一个军人本身。对军人个体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影响，后遗症等，这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四、他们很注重对绝境下真实人性的分析。比如作者写有的年轻的战俘做梦中会哭着喊妈妈；饿极了时候，切开同伴的喉咙，靠喝同伴的血维持生命；战俘船沉没，盟军的潜艇救援时因承载的人数有限，只能把部分同伴留在茫茫大海，这是怎样的绝望和撕心裂肺？还有，今天，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当美国人读到日军残酷对待美国战俘的这些往事的时候，会作何感想？有些人可以口述、写作自己的战争经历，另一些人却守口如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为什么又终于敞开心扉? 这些问题，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很少涉及。我们更对的是写日军的残暴，写我们对日军的恨，写我们抗日的英勇，对深层次的分析很少见。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读读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这套书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看日军怎样对待同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还要看看战争中他们如何对待美国人、英国人。日本在世人的印象中是懂礼貌、守纪律、勤奋、干净，小小国家有那么多世界*公司，怎么*后成了法西斯？即使日本是“恶人”，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教化成“好人”？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这方面，作者是做了有益的分析的。
*后，也是我重点想说的，西方战俘体现了很多优点，在*困难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对自己的人格和身份的肯定、认同，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当今，美国和日本成了朋友，而日本与我们的关系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这是为什么？德国人对自己历史进行了诚挚的道歉和反悔，而日本人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敢说不？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在这几本书中，希望读者能得到一点点的启示。

本书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资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有关巴丹死亡行军的珍贵回忆录。巴丹死亡行军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确认的、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战争暴行。
二战期间，守卫巴丹的美菲联军在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投降。日军强迫这些精疲力竭的战俘长途行军。路况糟糕，身体疲乏，缺少食物和饮水，日军随意呵斥、抽打、屠杀战俘，惨无人道。
在被送到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后，坦尼和同伴被迫深入地下采煤。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日语能力和交际手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与日本看守和矿工做生意。地下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是，价值优选的交换物是米饭，战俘们的牙膏和鞋子很受日本人的欢迎。坦尼细腻的笔调，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誉终身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章获得者。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退休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向日本财阀讨回公道，成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英文版序言1

中文版自序1

前言1

第1章B连的噩梦1
第2章日军偷袭23
第3章巴丹陷落53
第4章巴丹死亡行军65
第5章奥唐奈战俘营89
第6章游击队生涯101
第7章巴丹工作队131
第8章甲万那端战俘营149
第9章地狱航船159
第10章大牟田煤矿171
第11章17号战俘营191
第12章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格菲203
第13章“砍头，以示敬意”215
第14章两个英雄223
第15章战争结束了233
第16章“美国和日本已是朋友”239
第17章寻找美军245
第18章遇见兄长253
第19章重返菲律宾259
第20章终于回家273
第21章再访日本287

附录293
译者后记323

     对日开战的消息，让我的家人非常担心。我试图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我想让他们觉得我们在菲律宾的情况，要比他们想象的好多了。
     日军在12月10日和13日，又对克拉克机场进行了轰炸。这两天的空袭，我们装备的损失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以损失了，而且我们的人员伤亡很大。15日，我们坦克部队接到命令，要求沿3号高速公路，赶赴林加延湾占领阵地，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人准备在林加延湾大举登陆。
     部队出发之前，上头要求我们轻装简从，把不必要的个人物品留在斯道特森堡要塞的帐篷里。在匆忙之中，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把记有劳拉家庭住址的本子，连同我的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好几身便装以及我家的全家福照片、我和劳拉的合影照片，全部割爱。（自此这些东西我再也没有见过。）幸运的是，我的钱夹里放了一张劳拉的小照，这张小照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肯定是在我到菲律宾之前，它成了我接下来的3年半时间里的专享的精神慰藉。
     我们在克拉克机场的阵地上整装待发，大家忙着检查坦克和其他战斗车辆，七嘴八舌地预测我们将要和日军发生的第一场战斗。我们连的书记员阿莫达下士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买一份保险。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保险。他解释说，这是美国政府专门为参战的陆军部队制订的，保额1万美元，每个月只需要缴纳一点点钱，战争期间受益人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定数额的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
     他问我，谁是受益人。我说：“我妻子。”当他问劳拉的住址时，我一下子怔住了，她的地址与我其他的财物一起放在斯道特森堡要塞帐篷的床头柜里了。（由于我并不是劳拉父母心中合适的女婿人选，所以劳拉家我很少去，基本上也不往她家写信，有什么事我会在写给父母的信上说，让他们把消息代转给劳拉。我和劳拉结婚，一直都是秘而不宣，我俩商量好了，等我回国的时候，再把我们已婚的消息告诉双方父母。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我在部队好好干，回国的时候，好歹也能混个一官半职，也许这样就能让她爸妈更加容易接受我。）
     我转念一想，如果我把支票寄给劳拉的话，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父母的盘问，她父亲是一个很古板的人。我和她都是犹太人，我们的很多行为违背了古老的教义和习俗。于是我把我父母的地址给了阿莫达下士。我知道他们会联系劳拉，并把我写给劳拉的信转给她。一办完保险，我们就遵照温赖特将军的命令前往林加延湾。
     温赖特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菲律宾后，成为我们的优选长官，对于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缺乏必要的认识。[1]他命令我们B连迎击即将到达阿勾镇的日军。
     阿勾是个海滨小镇，离达莫提斯城大约5英里。侦察连的兄弟回来说，那里只发现日军小股部队活动。军令如山，我们连来不及派出自己的侦察兵，就立即出发了，我所在的坦克被分入了尖兵排。
     早在1941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就向乔治·C. 马歇尔将军提出向菲律宾群岛派驻装甲师的要求，以增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的只是两个由国民警卫队转化而来的坦克营，也就是我所在的第192坦克营和建制刚刚齐全的第194坦克营，我们的装备很糟糕——只有108辆轻型坦克和46辆半履带车。我们的油料严重不足，只够5辆坦克加满油，其他的只能当作固定炮台。要命的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炮弹很陈旧，经常出现哑弹，比例之高，令人咋舌，5发炮弹打出去，有1发爆炸就不错了。我们手里的手榴弹，真正能发挥作战效能的只有十分之一。我们手里的步枪还是一战时期使用的、老掉牙的斯普林菲尔德。
     在我们连占领阵地，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时，才发现军械署运来的燃料少得可怜，仅能供五辆坦克所需。连长仔细计算了进攻、撤退以及在撤退中可能遭遇的战斗所需的燃料，挑选了5辆状态良好的坦克，加满油，极不情愿地命令这5辆坦克立即展开攻击。我们得到的指示是：“在他们登陆的地点攻击他们，并且阻击他们向南推进。”幸运的是，我们补充了一些弹药。因此，12月22日，我们连参加了美国二战目前的第一次坦克遭遇战。
     我们5辆坦克，充其量只够组成一个坦克排，气势汹汹地扑向日军。菲律宾童子军的第26骑兵连，随同我们尖兵排行动。他们孔武有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英勇无畏。能与这些彪悍而又坚韧的骑兵一起战斗，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沿着狭窄弯曲的道路奔向海湾，等我们冲出山口的时候，被眼前所见的景象吓呆了。我们的侦察部队的情报问题很大。我们面对的不是小股敌人，而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大部队。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日本人的滩头阵地上，大约有50辆坦克，数十门反坦克炮，不计其数的火焰喷射器，成千上万的精神抖擞、装备精良的步兵。滩头阵地上炮弹已经堆成小山。数十门重炮已经组装完毕，准备轰击阻止日军登陆的美菲联军。日军的登陆艇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岸上涌来。
     我们这个小队的指挥官是本·莫林中尉，他所在的头车，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他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发生。他想避免这场无谓的、犹如飞蛾扑火的攻击，他试图转弯后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日本坦克出现在他的坦克正面，他的坦克刚好送到了人家的炮口下面。驾驶员遵照莫林中尉的命令，做了个急转弯，想从日本人的坦克炮口下逃生。他的坦克只能向左转，因为右面是山地，左面是水稻田。灾难还是发生了，他的坦克被日军的反坦克炮直接命中。日本人的炮火铺天盖地而来。
     莫林中尉是车长，他的身子探出坦克，主要靠脚部的动作指挥作战。他想向驾驶员发布命令的时候，就把脚放在驾驶员的肩上，放在左肩上表明左转，放在右肩表明要右转，放在驾驶员的头上意即停住。如果脚用力很大，这就意味着驾驶员应该向指明的方向急转。在刚才的情况下，我敢打赌，莫林用他的左脚重重地踩了驾驶员的左肩。驾驶员操作很准确，不过坦克冲进了稻田，陷入稻田的泥浆里，只能原地打转寸步难行。
     跟在后面的4辆坦克看到了莫林车组的前车之鉴，没有任何办法将莫林车组救出险境，事实上我们也身处险境。大家不约而同地试图在狭窄的乡间小道上做U型转弯，返回临时营地。很不幸，亨利·德克特所在的第2辆坦克刚开始转弯，就被日军拦在路上的那辆坦克击中了，穿甲炮弹钻入驾驶舱，炸掉了炮手的头颅，那个时候机枪手亨利·德克特正在向日军疯狂射击。近距离发射的穿甲弹动能很大，继续向前运动，穿透了发动机舱，带走了重要的部件。（奇怪的是，这辆坦克还能继续前进，发动机仍在运转，坦克跌跌撞撞地返回了我们的临时营地，其他车组成员得以大难不死。不过，到了营地之后，它再也动不了了。）
     幸存的4辆坦克回到了阿勾镇的临时营地。我们连里优选的机械师尼克·弗里泽克，拿着各种工具，使用了各种临时替代的零件，比如管子、垫圈，忙活了半天，也没让这辆坦克能够继续运转。连里所有的机械师都过来帮忙，还是没有办法把它修好。
     据说，莫林中尉的车组设法在日本人的火焰喷射器下逃生，但是他在当晚并没有返回我们的临时营地。他们生死未卜，被俘了，还是被杀了，还是逃到丛林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日子里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莫林车组，到处探听他们的消息，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战斗失踪”。
     事实证明我们发动的第一次攻击，对付的不是像侦察部队所说的——只装备少量轻武器的小规模的步兵分遣队。我们要对抗5万名步兵。日军装备了一百辆坦克，46门150毫米重炮[2]，28门105毫米的加农炮，32门75毫米的火炮。林加延湾水面上有56艘日本军舰，240毫米的舰炮难以计数。
     敌众我寡，装备悬殊，我们在林加延湾周边地区没有支撑多久，上头命令我们随时准备撤退。我们连离开阿勾镇开始按照“橙色Ⅲ计划”且战且退。我们的任务是控制撤退道路，掩护全军安全转移到巴丹半岛。
     在此期间，菲律宾童子军的第26骑兵连，与我们并肩作战，迟滞日军的推进。这些英勇的骑士，跨坐在战马上，挥舞着马刀，冲入敌阵，毫不惧怕日本人的优选武器。人和马的血肉之躯，经不住枪弹、炮弹的打击，很多优秀的战士光荣地牺牲了。有人在马上就被击中，有人在马匹中弹后，徒步进攻，很快倒下，对于骑兵而言，失去了战马，就失去了生命。最后，幸存的骑兵连勇士，和我们共进退。
     我们的步兵部队首先撤退，随后是我们的炮兵部队。名义上是工程兵部队最后撤退，他们的任务是在坦克部队通过之后，炸毁通向巴丹半岛的所有的桥梁。但事实上，我们才是真正的最后撤退的部队，在我们过桥之前，工程兵部队已经安全地在河对面等我们了。等我们过桥后，他们就会把桥炸掉。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在后面挡着日本人，他们在我们前面冒着枪林弹雨安装炸弹。我们两支部队的共同任务是相同的——尽可能地延缓敌人的推进，确保全军安全撤退。
     我们的M3s坦克，重达13吨，超过了菲律宾的桥梁的承重量。我们一路打，一路退，不得不通过12座（记得不太清楚，也许更多）不太接近的桥梁。每次过桥的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一次只过一辆坦克。一路跟着炸的日本飞机，不时投下炸弹。我们接近忙于过桥而没时间去顾虑他们的骚扰。我想，他们只不过是想吓吓我们，他们并不想毁掉他们也想用的桥，绝不会笨到向桥上投炸弹。所以，我们一旦上了桥，反而觉得安全一些了。
     大军通过之后，路面状况非常糟糕，桥梁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给我们的撤退多多少少地制造了一些麻烦。开着坦克走在桥上的时候，倒不怕日本人的飞机，怕的是“扑通一声掉下河”。
     菲律宾乡间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对于我们坦克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很多时候，我们的指挥官不得不重新评估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远东武装部队的各级指挥机关下达的命令。因为稍有不慎，就将使兵力稀少的坦克部队遭到无法挽回的损失，又可能完不成上级指挥机关的任务。
     我们坦克部队还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坦克识别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友军部队缺乏识别敌我坦克的能力，不止一次出现“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场面，通常是友军将我们误认为是日军的坦克部队而抢先攻击，也出现过将日军坦克当成我军坦克的例子。不认识我们坦克的友军为数不少。在林加延湾作战期间，友军的一名军官把日军的轻型坦克当作自己的坦克，请求搭车被日军射杀。几天之后，我们的坦克又被错误地当作日军坦克，遭受了重型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值得一提的是，斯道特森堡要塞的指挥官是一个有心人，他专门组织下属军官熟悉我们的坦克。
     菲律宾军队的识别问题更加严重。
     实践出真知，坦克的应用和识别问题逐渐地得到改善。经过多次战斗之后，上级已经懂得将坦克部队以营为单位组织行动，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也越来越好，友军对于我们坦克的外形、整体构造也越来越熟悉。指挥官对于坦克部队的运用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们自己对于坦克的性能也越来越了解，尽管我们是在1942年1月中旬撤到巴丹半岛后才开始进行正儿八经的培训。我们这些年轻的坦克兵已经在战火的洗礼下成长起来了。
     我们穿越了皮拉尔-巴加克公路进入了巴丹半岛。半岛西部的巴加克有一条通向日军控制的莫龙小镇的顺畅大路。莫龙的海岸线都是悬崖峭壁，日军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登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皮拉尔坐落在半岛的东部，是巴丹的门户，控制着巴丹的主干道，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小镇，阳光明媚，沙滩连绵。皮拉尔与菲律宾繁华的首都马尼拉隔海相望。我们很担心日本人的运输船会满载着人员和装备，在皮拉尔的海滩登陆。如果他们占领了皮拉尔，就可以沿着高速公路长驱直入，把我们在巴丹的美菲联军赶下海。
     我们在巴丹驻地的军火库里发现了大量的备用坦克和半履带车，以及各种部件，比如说引擎、履带、炮塔、车载机枪，还有其他的部件。尼克·弗里泽克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大骂军需部门“干什么吃的”。军需部门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坦克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很安全，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计划，在撤退到巴丹半岛之后才能使用这些备用物资，而不能提前使用。军需部门机械地向我们供应汽油和弹药，不根据战况的变化，竟然还按照配额每天向我们定量供应，直到我们撤到巴丹的时候，他们才向我们敞开供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备用物资，我们还没完，就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1月16日，遵照温赖特将军的命令，第194坦克营的一个坦克连被派往西海岸。温赖特将军要利用一个坦克排协助步兵部队，打通莫龙沿线的高速公路，并保持路面畅通，抢在日军向莫龙增兵之前，收复莫龙城，拔掉这个日军打进巴丹半岛内部的楔子。之后，温赖特将军计划再使用两三辆坦克，沿着西海岸的沙滩向莫龙进击，强渡一个小海湾，突袭莫龙，一举拿下。我们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在出动坦克之前，先派出了侦察兵，去弄清敌人的兵力布置和火力强度。
     侦察小组很快就回来了，通往莫龙小城的沙滩上反坦克炮的位置被标得一清二楚。他们甚至还记录了当地的不适合坦克行进的地点——泥泞的、松软的以及其他糟糕的可能导致我们坦克陷进去的地点。随后，我们的分队指挥官，提醒温赖特将军，要完成他指定的任务，兵力不够，至少要动用一个坦克连，极可能会失掉至少一整个坦克排。温赖特将军得到这一消息，这一方案被弃置不用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传达出了问题，第二天我们连还是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派出3辆坦克，协同一个步兵连向莫龙进发。我们的坦克小队刚到公路的第一个转弯口，就遭到了反坦克炮的攻击。好在头车的车长反应快，他操起机关枪就一阵猛扫，炮手立即开炮，37毫米的加农炮射出了高爆炮弹，让日军的反坦克炮阵地瞬间灰飞烟灭。日军的断肢残骸和武器装备飞到了路面上，一片狼藉。步兵们不得不冒着危险上前搬开这些路障。还好敌人在这个路段只有这些兵力。
     坦克小队又向前开动了约四分之一英里路，碰上了反坦克地雷，前面的两辆坦克严重受损，丧失动力，阻塞了道路。步兵分队立即占领阵地进行警戒。3辆坦克的乘员立即从坦克上下来，利用缆绳把2辆受伤的坦克连在一起，然后再挂到剩下的那辆完好的坦克上。随后队尾变队首，没有受伤的坦克，把受伤的坦克拖到了安全地带。兄弟们很幸运，日本人收缩兵力，在莫龙固守待援，只是在我们的进攻路线上设下了一些陷阱。如果他们节节设防的话，我们这个坦克分队，断无从容撤退之理，日本人可以趁乱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不成功的进攻行动，只是我们坦克部队在巴丹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事实证明，让不懂坦克的步兵部队指挥官来指挥坦克部队，实在是非常糟糕。肃清日军打入巴丹半岛的楔子非常重要，在我们兵力和武器装备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应该使用适当的军力，一举拿下。温赖特将军采用坦克作为突击兵力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将坦克部队作为进攻的主力，而不是作为步兵的移动掩体和移动炮台。我们不知道在温赖特将军取消作战命令后，是哪一位长官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但他显然是个外行，很可能就地雷可能对坦克履带造成的损害一无所知，一旦履带被炸断，坦克就只能打转了。如果这次作战行动动用我们整个坦克连，我想胜算会大得多。
     1月25日，我们坦克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美国远东武装力量司令部向我们营下达了一份书面命令：
    
     坦克部队的任务，是占领有利阵地、优选限度地杀伤敌人并迟滞敌人的进攻。如油料耗尽或因其他原因丧失动力，坦克成员应在坦克中坚持作战，利用坦克配备的武器杀伤视界中的敌人。如敌人近距离逼近，坦克可能为敌占领，坦克乘员应携带自卫武器离开坦克继续战斗，离开之前须将坦克自行销毁，以免资敌。个人的人身安全，不应妨碍优选限度阻滞敌人任务的实现。
    
     司令部的命令言简意赅：我们坦克部队应该战斗到最后一刻，要等所有的美国部队、菲律宾部队和平民都安全撤离了，我们才能从火线上下来。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我们要做好为大部队殿后孤军奋战的准备，要抱必死之信念，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就是牺牲也不能撤退。
     在前面，我曾提到，在我们这些白人看来，亚洲人的面孔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营的兄弟大多数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在战争开始前几周才到菲律宾，连菲律宾当地的土著和华侨都分不清。到这个时候，防谍成为大问题。日本士兵经常伪装成平民秘密地潜入我们的防区，刺探情报，进行破坏。不仅仅是日本人，还有许多投靠日本人的菲律宾人。这些人神出鬼没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不得不怀疑遇到的任何一个亚洲人。我们时刻保持着警惕，当我们撤退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有些当地居民会围观我们，他们的样子倒是很坦然，一点也不害怕我们，我们却很紧张。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会确认当地所有的人的身份，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就把他们看押起来，直到有人来认领。当我们发现可疑人物在房子里不出来，我们叫他还不出来，我们就用我们的汤普森冲锋枪扫射整个建筑物。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的行动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当地居民的配合。我们的确清查出来为数不少的日军间谍，也除掉了一些日军的支持者，用菲律宾人的话说就是“菲奸”。有一次，我们的坦克驶进一座小镇，我们看到3个人慌慌张张地从林子里跑出来。我们进林子一看，一大片灌木林已经被削成平地，地面上的树叶也被清理干净，躺着一条由20英寸长的白色被单制成的箭头，箭头指向我们来的方向。
     我们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开拔前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和炮兵部队的准确轰击，原来有人给他们指示方位，提供坐标引导炮击。这么大的箭头，低空飞行的侦察机很容易看见。这些日本间谍和“菲奸”沿路给我们制造麻烦。有一点我很确定，就是沿路经过的村庄和城镇的一些居民，已经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们很想知道是哪些人，不过真正抓间谍的时候并不那么容易。
     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展开搜索。我们坦克上只有4个人，我们都觉得分散开一个人搜一个屋子不太安全。我们必须抓住那些日军间谍，要不然我们沿路都不安全，可能会挨冷枪冷炮，还可能挨飞机炸，兄弟部队和当地平民也不安全。我们把人从房子里叫出来，遇到不出来的，就用机枪扫射。等查完的时候，我们感到精疲力竭，也觉得很内疚。
     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间谍有没有被干掉，如果间谍是当地人的话，很容易得到熟人掩护。有些当地人，可能是害怕我们，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就这样被我们稀里糊涂地杀死了。我们并不想向无辜的人开枪，事实上我们想保护他们。
     我瘫坐在地，几乎要哭了，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当地人站成一堆，惊恐地看着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他们全部被日本人炸死。我们刚离开原先驻扎的小村庄，日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所有的村民葬身火海。我不知道“菲奸”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如果他是当地人的话，他的家人也有可能被日军炸死，因为日军开炮之前，不会通知他将家人转移。

    [1]  坦克虽然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在战后并没有得到美、英、法等国的足够重视，这些国家虽然出现了个别对于坦克有着较深研究的将领，但是这些将领并不能主导各自国家的陆军发展。所以温赖特将军不了解坦克的运用方式，并不意外。——译者注
    
     [2]  英文版原文15毫米，应是150毫米之误，此处为译者按照上下文内容推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