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坎

"1.热点话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命运的很好真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2015年以来，中央的重要会议多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2.内容创新。本书在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考察这些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以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为例，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作者强调，“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的一道坎。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和面对新常态的复杂情况，本书具体分析了“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的不同观点，论述了我国应怎样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特别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守正出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出一条从追赶到超越的“跨越”之路。 3.作者权威。 "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发展的真问题和不可回避的一道“坎”！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为何长期陷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实现经济飞跃后为何又遭遇大起大落？探索从供给侧发力，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出一条“跨越”之路。

贾 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为“中南海问策”）。苏京春 经济学博士，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

"绪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很好真问题 第1章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 11我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从挪威、巴西到布隆迪 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是静态的 非常特殊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12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五十年来仅13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跨越陷阱用了多长时间 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领先者都是成功者 13中国为什么亟需关注“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经济发展总是不均衡的 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先后有别 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速增长才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理论正视增长所具有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 14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联通“中国梦”的很好真问题 第2章那些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 21工业革命成功者的代表——英国 英国为何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瓦特”出现在英国不是“黑天鹅”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称霸全球 22第一轮经济赶超的实现——德国与美国的异军突起 继英国后陆续完成工业革命的经济体 以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发明引领全球 美国崛起：“梦想照进现实”的经济增长版 23第二轮经济赶超的实现：美国中心的形成 科技改变世界，美国改变科技 不得不谈的战争 他国一般学不来的制度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24近现代成功者之路 兴盛一时的日本 智慧国度以色列 实现短期跃升的亚洲四小龙 第3章落入陷阱者的前车之鉴 31“陷阱”的两层：上中等收入陷阱与下中等收入陷阱 当下全球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 已经在“上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了多久 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经历的演变 跨越陷阱并非一劳永逸 32拉美地区落入“陷阱”的原因 多重原因并存 拉美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历民粹主义绑架 从福利赶超到中等收入陷阱 33亚洲四小虎的崛起和衰落 兴盛一时的亚洲四小虎 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 从崛起到衰落的内因分析 第4章中国已站在“陷阱”边缘 41中国经济发展与拉美地区有十分相似之处 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 都面临飞速发展后的疑难杂症 都具有多个民族与多元文化 都面临民粹主义情愫的膨胀 42中国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攻坚阶段大都已具备高城镇化水平 中国城镇化水平远远不够 43“行百里者半九十”，全球化背景下优选者对后进者的制约影响 优选技术与行业发展规模的不匹配 难以应对的公共福利追赶倾向 制度模仿壁垒 榜样效应与要素禀赋制约 快速发展下的政策协同羁绊 44矛盾积累隐患叠加 “两个轮子的自行车” 一系列“两难”、“多难” “两只老虎的赛跑” 第5章推向边缘之力：严峻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 51中国“三步走”现代化赶超战略 我们正在走怎样的路：“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从追赶到赶超 赶超战略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经济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 “后发劣势”所指的诅咒在制度层面 52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及矛盾凸显的严峻挑战 “新常态”与“三期叠加” “三期”加“一期”：全面改革攻坚克难推进期 矛盾凸显期要啃“硬骨头” 53产业革命加速与技术战略储备带来的压力 产业革命后经济格局总会随之变化 产业革命的爆发周期在缩短 发达经济体普遍注重技术储备而中国尚未形成 54炙热难争的“第二把交椅” 炙热难争的原因 中国已经坐上“第二把交椅” 55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制约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及其耗用特点迥异 我们到底使用了多少煤 “三重叠加”有多难 形成的发展制约 56人口基数与结构的挑战 人口总量：老生常谈却不得不谈 必须直面“未富先老” 机会公平：教育、经济增长、阶层流动、社会稳定 57“软实力”不足 中式文化制约 生产关系、体制机制制约 58趋于消失的后发优势与制度变革探索的成败 制度和制度的滞后性、能动性 制度决定技术发源、推动技术赶超 59难以避免的“理性预期失灵”：结合股市震荡的观察 一些贴近经济生活的观察面 “理性预期失灵”和制度缺失导致股市震荡 股市震荡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510财政分配面临突出制约严峻考验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在中等收入阶段表现得更突出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 “经济问题政治化”压力上升与“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收窄 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福利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的关联 第6章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61关于需求侧认识的得失判断 需求侧经济增长动力回顾 消费不是一个静态项 投资并非一个主观项 出口亦非一个恒定项 62增长新动力需在供给侧实现 需求侧的增长动因在供给侧 供给侧针对结构性问题 重新思考“创新驱动” 制度供给的突破：“改革是优选的红利” 63攻坚克难的制度变革总纲 现代国家治理 现代市场体系 现代财政制度 现代政治文明 现代发展理念 64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混合所有制与PPP模式 亟待澄清的混合所有制基本认识 把握股份制这一核心 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制度 PPP模式天然是混合所有制 65转型升级与技术创新 以经济手段为主推动节能降耗和产业升级 大力完善环境税收体系 积极合理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 在全面改革中破解过度垄断 重视科技金融力量的发挥 “互联网+”等升级创新应在规范中发展 66放松中等收入阶段供给侧要素约束 建立土地流转制度 培育人力资本 解除“金融抑制” 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67和平发展全球战略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与最基本战略判断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托框架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器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助推对外贸易与全球战略均衡新格局的形成 68回归政府与市场关系基本问题的反思：守正出奇、创新中的包容性发展 “深水区”的动力与阻力 财政助推包容性发展 跋如何看待“中国模式”问 "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很好真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期的众说纷纭、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一度异常激烈，且持续不断。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颇有影响学者所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网上激烈观点直接表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和认识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乐观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从数据分析对比上认定中国将较快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在2022—2024年成为高收入社会。当然还有“谨慎派”，认为向前看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必须经历这一严峻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不认同“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对多样本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追踪，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如何细化、变化、准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决非科学态度。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很好真问题。 我们亦不太赞成“乐观派”的表述。直观的数据对比工作显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以未来七年中国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速即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指标为依据，引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围，却会模糊乃至掩盖了这一历史考验的综合性、严峻性。 我们的基本观点更倾向于“谨慎派”，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变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辄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因此，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联通“中国梦”的这一很好真问题，本书试为读者全面解析有关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相关概念，力求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展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标准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演进格局，并以长期发展视野为背景来筛选、认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关指标，从而为中国直面这一真问题而寻求经济学视角的底线标准和可借鉴经验。在认识成功者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已经落入陷阱的为数更多的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本书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同口径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组的概貌，进而认识中国在中等收入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经济发展轨迹，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强调，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正等着看我们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当前阶段已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见事快、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与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研究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公认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国内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愫和福利赶超路径选择，实际上是导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与拉美地区有种种的不同，但考虑到在中国经济社会溃变中某些基本社会压力与矛盾积累的特征、轨迹和发展背景与拉美地区的相似性，特别值得警示我们应对拉美教训加以研究和引以为鉴。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实际上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本书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正在践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际上可清晰勾画出“和平发展”中的“追赶—赶超”路线。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然步入“新常态”，上下行因素对冲中要追求中国经济“升级版”增长平台的打造，置身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产业革命加速更迭，为中国经济带来“紧迫压力”，技术战略储备亟待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已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钳制下坐上了炙热的“第二把交椅”，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优选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很好真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期的众说纷纭、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一度异常激烈，且持续不断。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颇有影响学者所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网上激烈观点直接表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和认识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乐观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从数据分析对比上认定中国将较快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在2022—2024年成为高收入社会。当然还有“谨慎派”，认为向前看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必须经历这一严峻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不认同“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对多样本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追踪，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如何细化、变化、准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决非科学态度。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很好真问题。 我们亦不太赞成“乐观派”的表述。直观的数据对比工作显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以未来七年中国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速即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指标为依据，引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围，却会模糊乃至掩盖了这一历史考验的综合性、严峻性。 我们的基本观点更倾向于“谨慎派”，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变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辄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因此，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联通“中国梦”的这一很好真问题，本书试为读者全面解析有关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相关概念，力求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展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标准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演进格局，并以长期发展视野为背景来筛选、认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关指标，从而为中国直面这一真问题而寻求经济学视角的底线标准和可借鉴经验。在认识成功者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已经落入陷阱的为数更多的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本书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同口径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组的概貌，进而认识中国在中等收入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经济发展轨迹，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强调，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正等着看我们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当前阶段已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见事快、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与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研究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公认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国内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愫和福利赶超路径选择，实际上是导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与拉美地区有种种的不同，但考虑到在中国经济社会溃变中某些基本社会压力与矛盾积累的特征、轨迹和发展背景与拉美地区的相似性，特别值得警示我们应对拉美教训加以研究和引以为鉴。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实际上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本书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正在践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际上可清晰勾画出“和平发展”中的“追赶—赶超”路线。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然步入“新常态”，上下行因素对冲中要追求中国经济“升级版”增长平台的打造，置身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产业革命加速更迭，为中国经济带来“紧迫压力”，技术战略储备亟待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已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钳制下坐上了炙热的“第二把交椅”，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优选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