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日记(季羡林自选集.精装彩色图文版.共九册)

《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所写的日记，真实地再现了季羡林先生的大学生活。注释为作者的学 生高鸿所加，相信也是贴合作者的原意。现节选几段，供大家赏析： 二日 今日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 大千走了，颇有落寞之感。 二日 今天作Faust的Summary。 无论多好的书，even Fausteven Faust。 只要拿来当课本读，立刻令我感觉到讨厌，这因为什么呢？我不明了。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因为说到篮球，实在打得不好。 二十七日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晚上访朱光潜夜谈。朱光潜真是十八成好人，非常frank。 这几天净忙着做了些不成器的工作。我想在春假前把该交的东西都做完，旅行回来开始写自己想写的文章。

《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是70年前季先生对清华园的真切描述，系作者拥有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曾分别出版过影印本与排印本（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本册以排印本为底本，注释为作者的学生高鸿所加。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引言
1930―1932 年的简略回顾
我的老师们
自序
日记 第一册
日记 第二册（1932.10.29―1933.10.31）
日记 第三册（1933.11.1―1934.11.23）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一 校长
二 教员
三 上课
四 我同学生的关系
五 我同校长的关系
六 我的苦闷
七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八 天赐良机

    二 教员
     我离开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时间，应该说并不算太长。但是，在我的感觉上却仿佛是换了人间。虽然校合依旧巍峨雄伟，树木花丛、一草一木依旧翁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却看不到几张旧面孔了。校长换了人，一套行政领导班子统统换掉。在教员中，我当学生时期的老教员没有留下几个。当年的国文教员董秋芳、董每戡、夏莱蒂诸先生都已杳如黄鹤，不知所往。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在兴奋欣慰之中又杂有凄凉寂寞之感。
     在国文教员方面，全校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共有十二个班，每一位国文教员教三个班，共有国文教员四名。除我以外应该还有三名。但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有两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东人，是一位资深的国文教员。另一位是童经立先生，是江西人，什么时候到高中来的，我接近不知道。他们两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教国文是内行里手。这同四年前接近不一样了。
     英文教员我只能记起两位，都不是山东人。一位是张友松，一位是顾绶昌。前者后来到北京来，好像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审。后者则在广东中山大学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广州中大时，到他家去拜望过他，相见极欢，留下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时济南高中的英文教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其他课程的教员，我回忆不起来多少。和我同时进校的梁竹航先生是历史教员，他大概是宋校长的嫡系，关系异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记了，是物理教员，我们之问的关系颇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员共同游览泰山，一口气登上了南天门，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顶，可惜没能看到日出。我离开高中以后，不知道周的情况如何，从此杳如黄鹤了。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八九岁人济南一师附小，当时的校长是一师校长王祝晨（士栋，绰号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与校长之问宛如天地悬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竞成了同事。他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脾气倔犟耿直，不讲假话，后来在五七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他对我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对他则是执弟子礼甚恭，我尊敬他的为人，至于他的学问怎么样，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
     同我往来最密切的是张叙青先生，他是训育主任，主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讲党义一课。他大概是何思源（山东教育厅长）、宋还吾的嫡系部队的成员。我1946年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的时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长，张叙青是秘书长。在高中时，他虽然主管国民党的工作；但是脸上没有党气，为人极为洒脱随和，因此，同教员和学生关系都很好。他常到我屋里来闲聊。我们同另外几个教员经常出去下馆子。济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馆子，由于我是本地人，我们都去过。那时高中教员工资相当高，我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每人请客一次不过二三元，谁也不在乎。我虽然同张叙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为朋友，我们是能谈得来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骑自行车到济南南面众山丛中去游玩，骑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极为吃力，经过八里窿、土屋，最终到了终军镇（在济南人口中读若仲宫）。终军是汉代人，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见此镇之古老。镇上中学里的一位教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设盛宴表示欢迎之意。晚饭之后，早已过了黄昏时分。我们走出校门，走到专享的一条横贯全镇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领略一下古镇傍晚的韵味。此时，全镇一片黢黑，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光亮。黑暗仿佛凝结成了固体，倬手可摸。仰望天空，没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树的枝影撑入天空，巍然，森然。万籁俱寂，耳中只能听到远处泉声潺？。我想套用一句唐诗：“泉响山愈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仿佛远离尘境，遗世而独立了。我们在学校的一座小楼上住了一夜。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到了柳堡，已经是泰山背后了。抬头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扑在我们背上。我们都不敢再前进了。拨转车头，向北骑去，骑了将近百里，回到了学校。这次出游，终生难忘。过了不久，我们又联袂游览了济南与泰山之间的灵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过的地方。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P31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