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局

外有列强瓜分，内有政局动荡，民国初年的中国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维新党、革命派同存救国之志，却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为革命四处奔走的孙中山，要面临的不仅是敌人的威胁，还有来自战友的质疑。作为靠前“蒋介石研究人”，杨天石老师踏访中外，遍寻两岸，在浩繁而珍贵的日记、手稿、信札、资料中辨真伪、真实说、非常不错评，拨开百年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杨天石评说近代史”丛书共七卷，此为第二卷，希望此套丛书能够让每一位读者有所收获，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

《民初政局／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的著者杨天石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很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很多，未经厘清的史实很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很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曾多次访问日本、美国、英国、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广泛收集资料，严密考辨，精心为文，善于发现，屡有新见，务求科学公正，常能解疑破惑，被有的外国学者誉为“已有史仙之境”。著书三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辑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评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第二辑获金南方2017年很受关注历史类图书奖，第三辑获《亚洲周刊》《作家文摘》2014年十大好书奖；《帝制的终结》获《新京报》2011年度历史传记图书奖。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天下为公”――孙中山的伟大思想遗产
国家统一――孙中山奋斗的伟大目标
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为有炮声动地来――清末报纸对武昌起义的反应
汤化龙密电辨讹
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读台湾地区所藏梁启超未刊函稿
黄兴致井上馨函回译及解读――读日本井上馨文书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黄兴与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通讯――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袁世凯伪造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孙中山与田中义――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孙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读台湾地区党史会藏段祺瑞函
徐致靖大骂梁启超――读台湾地区所藏徐致靖未刊函札
北京政府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读顾维钧档案
段棋瑞对日《秘密意见书》――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潘佩珠与中国――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多年来的回答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曰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以为，这些回答都不准确。
     那么到底谁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呢？答曰：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试说其理由。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状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戊戌维新前后略有发展，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仍然十分微弱。早些年有学者关统计，够得上称为近代企业的不过500家左右。近年来有学者重新作了统计，数字有所扩大，但也不过1000家左右①。这1000家左右的近代企业能够产生多少资产阶级分子呢，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如果加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航运业、金融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会大一些。有人根据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会董数，约略估计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数字为52630人①。但是，商务总会的成员和分会会董的情况很复杂，难以一概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即使上述数字大体准确，对于幅员广大的中国说来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当时，这一阶级不仅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会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我们不能任意地扩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不能把当时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员、企业雇员以及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更不能把旧式商人以至小业主视为资产阶级。我赞成丁日初教授的观点，不笼统地说资产阶级，而说资本家阶级，这样可以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不至于把资产阶级扩大化，易于进行科学的讨论。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否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呢？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分，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似乎迄今也还没有人做过仔细的区分和准确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层资本家阶级通常以张謇为代表，那么下层呢？通常以禹之谟为代表（其实，禹之谟办的只是手工作坊，目的在于掩护革命）。除了禹之谟还有谁，似乎不大好找了。如果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话，那么代表就不能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怎么能构成阶级基础呢？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内部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上并无鲜明的分歧，并且是颇为一致的。这就是，参加某些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政治上。他们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只是到了清政府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他们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个别人如沈缦云才转向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多少资产阶级分子呢，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