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
《传习录》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不但全面阐述了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这本《传习录(名家注译本)(精)》是由萧无陂注译的作品。

初刻《传习录》徐爱序
续刻《传习录》南大吉序
卷上
徐爱录
徐爱跋
陆澄录
薛侃录
卷中
钱德洪序
答顾东桥书
启问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一)
答陆原静书(二)
答欧阳崇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一)
答聂文蔚(二)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卷下
陈九川录
黄直录
黄修易录
黄省曾录
钱德洪录
黄以方录
钱德洪跋
附录一
传习录拾遗
附录二
朱子晚年定论

    【译文】我询问先生对文中子和韩退之两个人的评价。先生回答道：“韩退之，是文人中的豪杰；文中子，是贤明的儒者。后人只以文章诗词的缘故推崇韩愈，其实韩愈与文中子相差很远。”我问：“那么为什么文中子会因为造经而遭到后世指责呢？”先生说：“仿造经书之事恐怕不能接近否定。你且说说看，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的用意与文中子的造经之事相比如何？”我说：“后世儒者们著书立说，追求声名的心思当然有，但大体以明道为宗旨。而造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先生说：“著书立说来阐明道理，那是效法谁呢？”我说：“孔子曾删订《六经》，目的在于阐明大道。”先生说：“那为何唯独文中子的造经就不是效法孔子呢？”我说：“著书立说是要对大道有所阐发。而造经则仅仅模仿孔子删订《六经》之形式，对于阐明大道并没有什么帮助。”先生说：“你以为阐明大道的人是使他们回归淳朴状态，而在现实中笃实行动吗？还是要炫耀其华丽言辞，仅仅求得世人知晓他而已？天下混乱，主要在于虚浮的文辞盛行，而笃实的行为欠缺。假使大道明白于天下，则《六经》也不必阐述。孔子删订《六经》是不得已。伏羲画出八卦，然后到文王周公，这中间《易经》有《连山》、《归藏》等，纷繁杂芜，不知有多少，《易经》的真正精神被淆乱。孔子因为天下喜好文辞的风气日益昌盛，知道各种学说将没有一个尽头，于是才吸取文王、周公的学说而倡导它，认为只有这种学说才是《易经》的真正精神所在。于是其他各种纷扰的学说接近废弃，天下谈论《周易》的开始归为一统。《尚书》、《诗经》、《礼》、《乐》、《春秋》五经都是如此。《尚书》自《尧典》、《大禹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以下，如《九丘》、《八索》之类，一切淫秽放荡的诗词，不知道有好几千篇；《礼经》、《乐经》中的各种名物制度，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进行了删订和改正，然后其他各种学说开始废弃。如今《尚书》、《诗经》、《礼经》、《乐经》中，孔子何尝加入了自己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都是后儒附会造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当时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都说是孔子写的，其实都是鲁国历史的旧文。所谓‘笔’，只是顺延旧有的文辞，所谓‘削’，是删除繁琐重复，总之是有减无增。孔子阐述《六经》，担心繁杂的文辞扰乱天下，追求精简，使得天下务必去除繁杂的文辞，以追求真实，不是要以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越来越昌盛，天下也越来越乱。秦始皇焚书遭到后人指责，是出于个人私心，又不应当焚烧《六经》。如果当时志向在于阐明大道，对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说，全部拿来焚烧，则正暗合孔子删订《六经》的用意。自从秦汉以下，文辞又日益兴盛。想要有效摒弃，自然不可能，只适宜效法孔子，选取那些接近大道的东西而传播宣扬，则那些怪诞荒谬的学说，也就自然慢慢废弃了。不知道文中子当时造经的用意怎么样？我深切感受到他造经这件事仍然有可取之处，哪怕是圣人再出世，也不能轻易改变。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就是因为虚文昌盛而实行衰退，人人都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求显赫，以此在世人面前炫耀获得好的名声，扰乱了天下人的聪明智慧，混淆天下人的耳目，使天下跟风争着修饰文辞，以达到为世人所知晓的目的，而不再知道有崇尚实行、回归淳朴的行为，这都是著书立说的人带来的影响。”我说：“著述有的也不可或缺，比如说《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很难看得明白。”先生说：“《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这是歇后谜语。圣人何苦要使用这种艰深晦涩的词语？《左传》也多是鲁国的旧文，如果《春秋》必须靠《左传》才能明白，那么孔子何必删削？”我说：“程伊川曾说：‘传是案，经是断’，比如写杀某个君主，讨伐某个国家，如果不详细说清楚这些事，恐怕也难以判断。”先生说：“程伊川这句话，恐怕也是沿袭了先前儒者们的讲法，还是没有领会圣人编订经书的用意。如写‘弑君’，那么毅君就是罪，何必追问毅君的详细情况？征伐诸侯国的命令必须出自天子，写‘伐围’，则‘伐国’就是罪行，何必去追问讨伐国家的详情？圣人阐述《六经》，主要是端正人心，只是要存养天理，去除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圣人都说过；有时是因人请教，看事情的重要程度而有不同讲述，但也不肯讲很多，担心有人专门拘泥在语言上，所以孔子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一切放纵人欲、残害天理的事情，又怎敢详细地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那岂不是助长混乱，引导奸佞吗？所以孟子说：‘孔子门下，没有人讲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把这些东西传下来。’这就是孔门儒学所定下的规范和准则。后世儒者只讲称霸的学问，所以要知道很多阴谋诡计，这接近是一片功利心，和圣人述说经书的用意正好相反，怎么思考得通畅呢？”由此先生叹息道：“不能上达天德的人，不能轻易和他谈论这些东西。”
    先生又说：“孔子讲：‘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接近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篇，只相信其中的两三段话而已。’孔子删《尚书》，对于唐尧、虞舜、夏禹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不过几篇而已，难道就没有记载其他事？但所讲述的只有这些，圣人用意由此可知啊。圣人只是要删除那些繁杂重复的文本，后来的儒者们反而要添加上。”我问：“圣人制作经书，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春秋五霸以下的历史，圣人不想详细地写出来给人看，那确实如此。但对于尧舜这些古代圣王以前的历史事实，为何也简略少见呢？”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的历史，事迹疏散，流传下来的也很少。由此也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全都是纯真素朴，几乎没有什么文采风气。这就是太古时代的治理状态，不是后世可以比得了的。”我说：“如《三坟》这类东西，也流传了下来，孔子为何要删除它呢？”先生说：“纵然有流传，但也因为世道变化，逐渐变得不合时宜。风气越放开，文采日益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变回到夏商时代的习俗，也不可能了，何况唐尧虞舜的时代呢！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不同时代具体治理方法虽然有差异，但治道却一脉相承。孔子效法尧舜之道，仿效文武做法。文王武王的做法就是尧舜之道。但根据不同的时代设置不同的治理措施，具体政令措施已经各自不同。就是夏商时期的治世方式，放到周朝，已经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周公想要继承三王之治，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就仰天深思，夜以继日，况且太古时代的治理，怎么能再次实行呢？这本来就是圣人可以略过的地方。”又说：“专讲无为，不能像三王时代的因时而治，而必定要奉行太古的习俗，这就是佛教道家的学术主张。因时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坚持一以贯之的道，而以追求功利的心思实行治理，这就是春秋五霸以下所奉行的。后世儒者们讲来讲去，只是在讲称霸的法术。”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