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湾

★被世界温柔相待，终究只是美好的愿望；思考命运，就是面对生活优选的姿态
★那种特有的纯真一去不复返了
★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安妮塔·布鲁克纳代表作
★献给有故事的女人

我与妈妈相依度过了静默的童年，即将成年的时刻，年老而富有的西蒙出现了，他给安守孤独的妈妈带来了快乐与金钱。法国南部的阳光撒满了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西蒙突然过世，妈妈陷入了莫名的昏睡，而我们将被赶出家门。
当时我并不知道，童话忘了书写幸福结局之后的故事。

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
英国作家和艺术历史学家，1928年7月16日出生在伦敦，于194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并于1953年获得库尔陶尔德艺术学院的艺术史博士学位。
布鲁克纳是在剑桥大学担任美术“斯雷德教授”职位的第一位女性。她五十多岁时才开始小说创作。随着她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生活的开端》出版问世，布鲁克纳开始从事双重职业，即写作和研究艺术史。她的第四部小说《杜兰葛山庄》获得布克小说奖。

《天使湾》无目录。

    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自由只是一个概念、理想。
     1
     我读过《蓝皮童话书》《黄皮童话书》以及《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夏尔·佩罗童话》里的故事。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故事都不是成功所需的基石，但是我被指引，而且确实也有意用那样的方式去思考救赎的情形，它们令一直经历困境和两难状况的我和童话人物得到补偿。更危险的是，在我看来，我似乎并不需要自己做任何决定，因为命运常常自有安排。即使是孩提时的我也非常敏感，并不相信仙女教母，反而认为这是大自然安排的一部分，终结了终生打扫厨房地板的宿命后，我会被安排去舞会，舞鞋我穿正合适，然后嫁给王子。即使是经受了残酷考验的卖火柴小女孩、汉森和格蕾特，最终也会被相同的难以逃脱的正义规则所逆转，这些规则主宰一切，指引一些人，即使会打败另一些人。我知道有些人是受到眷顾的——被谁呢？是神吗（这个证据不可否认？）但我愿意相信救赎的特点，相信救赎会给付出全部努力但无所回报的人一个说法，会驱散人的失意，也会将解决办法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人眼前，而在这之前他接近不知这种办法，所以这时候专享能做的就是等待，以一种无罪的被动等待那必定会到来的转变。
     如今，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但似乎这个信条的某些部分仍有很强的说服力，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用不着任何计谋。人只要简单地活着，做梦般地毫无方向，因为目标自己就会实现。从情节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没有机会去算计、规划或是实施那种举动，那种在我们认识的，并具有威胁性的少数人身上观察到的举动。我认为，这种哲学，就是这种童话故事的哲学造就了我的母亲，她古怪的寂寞必定预示着她命运的巨变，而在她的命运之中，她无须主动扮演任何角色。因此，在我看来，母亲终日端坐在那里阅读、做少量的户外活动理所当然，因为很显然这会成为某种无罪的、能够挫败那些我也能认出的怀疑主义者的有效先决条件。母亲丧夫寡居，但我几乎感觉不到父亲的缺失，因为我相信获得认可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一种孤独，而且比起投身富有成效的职业，我更喜欢母亲的等待，等待那个解决她处境的方案到来，接近不是源于她自己的意志。
     于是我知道她不快乐，但借助于阅读获得的知识，实际上是智慧，使我能够忍受这些。还是个孩子时，我还意识不到她的渴望，因父亲的早逝而被残酷打断的渴望。我对父亲也没很大兴趣，因为他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历史；除了他弯下腰来看我时的那张面庞，和一张他年轻时身材修长、身着学位袍的照片之外，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即使是那张照片也与我的想法相符，因为那张照片表明他还没有长大，和还没有长大、还很幼稚、远未成熟的母亲很合适。这让我对自己的位置有些满意，因为我就是这对处于生存边缘夫妻的孩子，他们只不过在经历着某种考验，而且他们一定会获得某些有益的结果，这让父亲的早逝看起来都可以接受了。他已经去世，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挺了过来。我相信，她的不幸福会得到反转，就像其他所有的考验一样。我有时会觉得，父亲的消失好像只是在为一个故事做铺垫，而这样的故事和我喜欢读的那些很像。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所有人都渴望幸福的结局——我本不该这样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的确知道，或者说深信我们的故事会有幸福的结局，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到了时间画上一个万物都必须接受的句号时，人类的情感才会有一个恰当的结局。
     我们是一类人（甚至我早逝的父亲也为我们相对的静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事实只是凸显了我们与伊迪斯–格罗夫公寓外残酷世界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少我觉得它更为残酷：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当母亲静静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午后安静地坐在那里读书，或者在小阳台上细心地浇灌那几株植物时，我并不觉得生活里缺了什么或者有什么不对劲，直到我们缓慢平静的生活节奏被外界打破。我们所在的街道极其安静，几乎要被晚来的早晨遗弃了：大家都相信我能自己去上学。傍晚做完作业后，我就站在窗前自己的位置上。我喜欢看万家灯火初上的景象，就像迎接归来的远行者一样。阅读已经让我像旅行者一样思考，所以我觉得在人行道上踱步十分令人愉悦，因为这让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在阅读这些故事了。
     晚上我们一般没有客人，我们也并不希望有人来打扰。只有在周末当母亲说“优选把书收起来，那两位女士要来了”时，我就得听从安排，上一堂现实生活中的课，可能这也很有用，但我真的不喜欢。害怕这堂课也是因为母亲，直觉告诉我，母亲的礼貌让她不足以应对客人笨拙的感伤，她们坚信自己的到访对母亲甚至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安慰。“她们是好心，”母亲说，“她们都是心地很好的女士。”但我们俩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罢了。
     尽管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她们像亲姐妹一样用心，和那些“男士们”（她们的丈夫，打理着旅馆生意的孪生兄弟）不同。与我和母亲有关系的是他们，因为我的曾祖父结过两次婚，于是有了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诞生了我的父亲，另一个家庭就是那些男士们。虽然出于些微血缘关系的考虑，他们本该一同前来，但他们从不陪着自己的妻子进行这样的拜访。从米利森特和南希的礼物中好像才能找到家庭的感觉，不管是出于同情的施舍还是感情的投机，她们一直跟母亲保持着联系。好像在我母亲这个年纪却能单身生活的女人让她们十分好奇甚至是兴奋；她们跟母亲在一起时总是表现出遗憾、焦急，但也有好奇，就像如果她们换作母亲这样就会发疯似的。她们自控力低，迟钝，善良，热心。两人都没有孩子。听她们自己说，好像她们的日子充斥了各样活动：购物、保养（高级的那种）、拜访，然后回到家给男士们准备晚饭，傍晚一边打桥牌一边不停地抱怨，美好的自我陶醉中透出一丝隐隐约约的不满足。
     尽管她们的身材很好——母亲对此印象深刻，也无私地为她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们浮华的外表下是真正的无知，不过她们接受过严格的家教，所以还是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两人的婚姻让她们相遇，相近的性情又让两人志趣相投。她们凭感观但并不世俗，因为都无法从丈夫的陪伴中找到的心满意足而感到宽慰，她们在物质享受和忙碌社交中求得慰藉。于她们而言，婚姻是权利，也是帮助她们免于各种责备的托辞，或许这就是她们选择婚姻的原因。这一点我的母亲十分清楚，但同时她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是从母亲的善良中这么推测的，她是为了保护什么，好像她们应该被庇护从而避开某些认知。我认为这是自然规则。她们对母亲表现出了漂亮女士鲜有的急切，也为母亲感到由衷的惋惜。如果说她们的拜访是想表达怜悯，那么其实是仁慈的杀戮，其他的动机也是如此。
     我讨厌她们，因为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她们不断提出各种建议来改善母亲的寡居生活。我讨厌她们，因为这些建议里根本没有关于我的任何打算。用她们的话来说，母亲急需参加社交，还不时邀请她去参加她们的聚会，但母亲即使参加也坚持着殉道者般的坚忍。我也清楚她们在议论母亲，从她的悲伤和蛰居中得到一些安慰。我明白她们是好心，因为她们每次到访准备的礼物都十分慷慨：一盒盒的蛋糕、诱人的苹果派，还有米利森特的司机从车上搬下的一箱箱草莓。同时我也很疑惑，因为她们真心实意的善举在我看来总是名不副实。我最喜欢的神话和她们并不相符，因为我真的不能把她们看作是“邪恶姐妹”。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她们没有等待，所以就得不到回报，而我的母亲是一定能获得回报的。她们可能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你俩看起来都棒极了。”母亲笑着对她们说。至少这一事实不可否认。对她们的光彩照人大家已司空见惯，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项事业上了。米利森特格外漂亮，指甲精心修过的双手经常拍一拍向上梳起的头发，她每天都要打理这个惊艳的发型，当地的发型师必须每天都派他的徒弟到贝德福德庄园去修补清晨发型的每一点瑕疵。米利森特年纪较轻，身材丰满，大眼睛，总是满怀期待。相反，南希要冷一些，傲慢，很爱抽烟，国外的生活经历让她更老成一些，虽然主要是在尼斯和意大利边界各种各样的“兄弟们”旅馆里而已。我看得出来，南希能够照顾好米利森特，但她俩都照顾不了母亲。有一次，母亲虚弱不适不能出门，她们就派了个代表，南希父母收养的孩子“可怜的玛格丽特”来，现在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这两位女士。她住在南希的房子里，和米利森特与她丈夫埃迪的房子在一条街上。我不喜欢玛格丽特要甚于那两位女士，因为我觉得她想爆发，难以克制。而事实上，因为她太懒，也可能是太怕自己来制订计划，她只是在按照别人给她设定的计划生活。我的母亲尽管被动，但这一点上与她不同，因为母亲并没有把勇气也一起丢掉，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可能那些女士们也需要认识到。
     “要是你学会打牌就好了。”米利遗憾道。南希接着说：“让她自己待着吧。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自己的小秘密呢？”
     这些议论是有伤风化的，但如果母亲有了情人（我觉得是求婚者）的话，那这些话就很恰当了，那时她们会十分震惊甚至是失望。她们并不建议母亲出去找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过着一种半隐居半乡村式的生活。造福于我们这代人的大觉醒还未到来。父亲留下的钱不多，再加上某些投资每年带来的一点收入：我们的生活节俭但不失体面，和那些女士不一样，她们的生活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丈夫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在我看来她们游手好闲、恣情纵欲，但在那个时候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尽管她们会竭力否认自己的不满足，但这份不满足来源于她们的毫无目标。不管怎样，虽然我觉得她们的富足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自己的境况，因为这更符合我早期阅读所知预先注定的命运。在我看来，我不知道，我想母亲也不知道，我们的境况会得到改变，或至少得到帮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安排都很自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才会如此平静。女士们为我们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庭所吸引，会提出一些异议和批评。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她们的生活走上正轨，使得她们对自己的有利条件感到释然。母亲扮演着她的角色。我只是观看。
     “这孩子是什么眼光，”南希说，“她无事可做吗？”
     “她读了很多书，”母亲说，“我们都读。佐伊，两位女士带来了草莓，你谢过她们了吗？”
     我的确读了很多书，现在已经开始读成人的书了。我最喜欢狄更斯，因为他的那些小说讲的就是艰难和成功的故事。除了那些名字古怪的奇怪角色，这些小说带给我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大都是品行不凡的年轻人。这很好地证明了类似经历的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起初碰到一个坎儿——继父继母很恶毒或家庭靠前贫困——面对这些，英雄们（因为大卫·科波菲尔和尼古拉斯·尼克贝毫无疑问都是英雄）仅仅只要表现出自己无可指责，他就可能，也通常会受到这样的指引。这令我眼前一亮，也使我深信人们必须要像他们一样努力，永远不要因为别人不予帮助而灰心丧气。我并不是没亲身经历过这种困难：就像母亲给我解释的，我眼里的邪恶就是世俗。我们的客人从不为自己的叨扰而歉疚，她们的永不满足与自鸣得意独特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是不调和的，本质上并不会带来伤害，尽管有时她们要从咒骂中，从反对别人——主要是母亲和我——中求得安慰。从南希抽着烟粗哑的笑声与米利森特捋弄头发的纤弱手指中，我看到了一种与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品质，有些令人不悦。有时在她们提出改善甚至是自我完善的建议时，母亲会露出疲惫的神情，并且转过头休息片刻。现在看来这些拜访与其说是出于同情不如说是出于好奇，本质上看，这些拜访就是在女权政治化之前某种形式上的女性团结。不论是哪一个单身妈妈，她们都会关怀备至。同时她们害怕这种象牙塔般的与社会隔绝会传染。为了她们，也是为了我的母亲，她们希望母亲重新融入社会。对于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她们的确报以惋惜，但同时她们也用世俗的眼光将这种地位的缺失解读为失败。
     母亲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单纯，而有些遗憾的是，这正是她们所舍弃的。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她们互相交流了很多种情况，可能并未得到接近弥补。而母亲就是她们的十字军；她们也将母亲看作是她们的门徒。她们起身离开时，紧缩的眉头便舒展开了，忧虑烟消云散，连拥抱都十分真诚。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即使有些分心，也能让人理解，她们很是开心；能完成她们的社会责任，她们也很开心，虽然结果不如人意。母亲在她们离开后会抖一抖垫子，也会比平日更加沉默，不知怎的，我知道自己这时不能打扰她思考。深思后我明白，南希和米利森特是两个恰如其分不折不扣的演员，而且有任何冲突发生——虽然从未发生也必定不会发生——都必定是不平等的。母亲一定会赢，因为她未曾受到世俗的沾染与玷污，因此她足以得到宽恕、免于未来的苦难。但与先前那个想法相比，这个没有那么确定。我安慰自己说即使大卫·科波菲尔也有消沉的时候。
     总的来说我是快乐的。我喜欢我的学校，喜欢我那些朋友，喜欢我们公寓那种破旧的魅力，因为冬日里它发出的那点光指引着我回家的路。我喜欢我们安静的街道，喜欢艺术家曾居住过的房子上的大窗户，我喜欢它散发出的十九世纪的气息。专享不同的是我再也不用旅行人的方式思考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我的邻居，或者说我曾经与他们不在同一轨道上，是过客。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处于社会的边缘，但这从未困扰我，尽管女士们驱车从肯辛顿赶来，仍抱怨着路途遥远，好像她们不得不穿越边境，或要及时赶回——我依旧如此。的确我们周围的环境会让人有点感伤，那些购物达人们或许会觉得这不可思议。然而，我却把这当作安全之地一般珍惜。卧室窗外亮着的路灯在我看来就像是代表镇议会的善意的手势，打扫秋日落叶的人就像维护我们尊严的卫士。我几乎从来意识不到汽车的声音，因为那时没什么人开车。甚至连脚步声听起来都微弱、遥远，有时铁门的撞击声是漫长午后里专享的声响。
     这让我觉得如此便是世事最理想的状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母亲不像我那么快乐。她眼神茫然，我跟她说话时，她总是慢慢地转过头，好像有那么一刹那她忘记了我还在。她依旧年轻，但有点忧心忡忡，好像头脑里的想法成为了负担。她也更沉默了，某种情绪在慢慢酝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忧伤。她再清楚不过，自己将一生都毫无怨言地奉献给了我这个或许并不值得她如此付出的孩子（但我那时并不这么想），压抑了所有合理的冲动来保持镇静与尊严。因此她沉默了，对我也稍有抽身了。她的生存取决于从未出过差错的控制力。我第一次开始希望我的父亲要是在世就好了，但有点自私的是，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目的是得到自由。随着我的想法越来越成熟，我知道了我无法面对母亲的靠前孤独、长久积压的哀叹，以及不再潜伏、占据全部头脑的感情缺失……母亲很善良，善良到不会自怨自艾随意发泄。这种克制使她难以拥有密友。我觉得，她只会跟邻居们分享那些显而易见的乐事，而把最苦痛的念头残酷地都留给自己。甚至只要说出一个都会构成威胁。
     我觉得，母亲之所以难过是因为她知道生活中的机会已注定与她擦身而过，而且从现实看来救赎的情形也并未呈现。于是她便投身于无欲无求。我感觉到这些是在一个灰暗的午后，当我从朋友家，从平常的热闹、友好的气氛中回到家里，发现一点欢乐的声音都没有。毫无疑问，我的感受接近正确，但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母亲的被动我一点儿都不想要。我年轻，并不是接近感受不到，但我真的不想陪伴任何人的伤悲。等我长大能真正懂得这种放弃意味着什么时，我会无比怨恨于此。实际上我开始发现女士们的劝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尽管除了她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来填补母亲的孤独。因此，一天下午，当我刚插上钥匙要开门时听到米利欢快地喊道：“安妮，现在我全指望你了。就几个人。都不错。你会喜欢他们的。”我真想把自己的勇气都给母亲。
     母亲嘟囔着。
     “废话，”南希说，“人一辈子想要有点成就，就必须付出努力。但依我所见，现在你一无所获。”
     “六点半，”米利说，“我会派车过来。”
     到这地步就很难再打退堂鼓了。
     她们离开之后，母亲的表情茫然、顺从，甚至悲观。她走进房间打开吱嘎作响的衣橱，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吱嘎吱嘎地响，我觉得这个声音令人愉快。或许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母亲长年昏暗的房间最容易怀旧、内省。梳妆台上摆着那个在我脑海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穿着学位袍的年轻人照片。他的面庞是固定的，顺从的，不会再变了。我为父亲的离去而惋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为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感到难过。现在我有母亲，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开始渴望更广阔的阅历，能接触家以外的一种生活，甚至和我家相似也无妨。或许这就是原因。
     第二个星期五的傍晚，母亲问：“我看起来还好吗？”
     她穿着样式简洁的蓝色连衣裙和夹克，我觉得很漂亮。母亲明显地焦躁不安，要不是她们会派车来，她就能躲过整场冒险。当米利的司机汤姆摁喇叭的时候，我们俩都密切注视着。母亲离开之后，我感到一种解脱，我很感激在她回来之前能独自度过一两个小时。我想象着母亲在那些好人中间，痛苦地希望的不是她玩得多开心——这期望值太高——只希望她不会觉得太孤单。对于像我母亲这样腼腆的女性来说，独自参加这种社交场合简直是噩梦。所以米利在合理的情形下所做的那些恳切的邀请，或者说坚持，常常遭到婉拒。
     但她这次没有拒绝，周五晚上在米利的聚会上，母亲邂逅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我未来的继父，我们的生活都因此而改变了。
     2
     根据自然公正的古老法则，母亲的命运已注定，这也就满足了救赎的条件，现在我已经接近自由了。我十六岁已过，马上十七岁了，时机正合适。毫无疑问，我们都应该很开心。我爱西蒙，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充满了犹太人式的热情，他对我和对我母亲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豪爽开朗，我很喜欢。站在我们位于伦敦伊迪斯–格罗夫的公寓里，他使得房子显得破旧，削减了它的魅力。他块头很大，好像一直在笑，能找到像我母亲这样单纯的女人他很高兴。后来他告诉我们，他也是被劝着去参加那场世纪性的聚会，因为大家虽然是自然聚在一起，但他清楚在大多数公共场合下自己身边缺少伴侣。他也是鳏居，妻子去世之后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上，或是他所说的“商业利益”之中。他散发着健康与活力的气息，这多少掩盖了他已老去的事实：他清楚自己的年龄，但置之不理地说自己只是“快到七十”了。但他是那么健康，精力那么充沛，我也就忽略了他的年龄。
     对我而言，照顾母亲是头等大事，我知道，他能担当此任。到了这个阶段，我知道或猜想得到母亲会为钱发愁。再有一年，我们房子的租期就要到了，那时我们就必须搬去更小的地方或者向银行贷款。两个选择都会带来麻烦，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因为西蒙在昂斯洛广场有一栋两层的大房子，他急着要把母亲接到那边。他在法国也有一套房子，这个我更感兴趣。吃过晚饭，我们的命运很快就被定了下来。母亲住到昂斯洛广场，我留在伊迪斯–格罗夫，一直住到租约到期，之后西蒙会给我买一套自己的公寓。“就把这当作结婚礼物，”他笑着说道，“你接近应该一同分享我的好运。”这样的慷慨很难拒绝。而且，我们都不想住在一起。母亲觉得他俩是再次结合，年龄又有差距，住在一起对我太不公平，也很不得体。西蒙自然也十分在意，更急于要在那些指指点点的人面前掩藏自己的年纪——“我的高龄”，他自己开玩笑说。至于我自己，我根本不想看到他浴室里的药片、洗衣安排还有和我母亲的亲密时光。我觉得，这应该尽量私密。
     当想到他会和母亲有夫妻生活，我心里的一些东西便跑出来，因为这是一切安排中的一个漏洞。后来我把这理解为婴儿幻想，甚至记忆，关于发生在父母之间的那种原初场景。如果母亲遇到的是一个和她差不多的人，甚至是和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更像的人——谦逊、可靠、踏实，我就不会有过多的不安。只是西蒙，显然是个好男人，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我们截然不同。每次他来看我们，我们的家都会被他的身体和科隆香水的味道填满。我受不了他轻声哼唱的习惯，也不喜欢他总是静不下来，可能这只是他用来表明身体依然健壮的一种方式吧。每当谈论到母亲和他一起生活之后会发生什么时，他从不拐弯抹角。就我而言，他就像圣诞老人那样是个给予者，给予是他的第二天性。
     我为母亲，也为自己感到解脱，现在我能朝着自己的巅峰开始我的大卫·科波菲尔之旅了。西蒙给我的感觉始终如此：他是促进者、推动者，他出席聚会导致了本来难以出现的结果，他本来并不想去，且打算早早离开，这一切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回报在我看来确是有好处的。准确地说，他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母亲是不是这样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年纪的我已经懂得，她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不得不赶紧为我俩重新找个住处，也或许已经厌倦了装作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满意足的样子。或许访客们、女士们关于假期的谈论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她不再甘愿接受现实。她并不羡慕她们的休闲娱乐，但的确羡慕她们的安稳，甚至羡慕她们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自己丈夫的娇惯。看到她们接近沉浸在喜悦中，母亲很是震惊，司机从车上拿下来的礼物也让她沉思，她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赠予别人礼物。礼物常常包含一些食品，这反而深化了母亲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差别，那些女人奋斗到了一段好姻缘，然后从中得到满足，这些满足必定看得见摸得着，甚至是可以吃的。现在我发现即使是最圣洁的女人也会思考这些差别，尽管我们谴责这些礼物——蛋糕、草莓——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也喜欢它们。只是当它们在餐桌上不合时宜地出现时，我们享用时会略有所思。有些日子，我们晚饭吃的东西几乎全都是她们给的，于是我坚信，是我盘子里的巧克力，而不是更合情理的想法，使她反思这样不行、这些都不合适，并且如果对她来说重新开始已经太晚了，那么对我来说并不如此。
     女士们因为自己做了好事都很高兴。母亲笑着说：“我一定要记得感谢她们。”母亲几乎是认真的。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拥有这样的好运气，因此需要更强的个性来坚定自己的决心。现在女士们的注意力急切地转移到了母亲的外表上。汽车准时到达，带她们三个购了一下午的物，回来时，母亲拎着哈罗德百货和尼克斯百货的袋子，抱怨说头痛欲裂。我讨厌那些女士们让她买的，或作为礼物硬塞给她的衣服，西蒙也是。“我们去法国看看。”他边说边撇开了一条母亲永远也不会穿的银色裙子，“这些东西可以放在这儿，也可以给别人。”
     母亲说：“她们是好意。”
     “当然。她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她们想把你变成她们那样。”
     他离开之后，母亲和我说：“我觉得我不可能变得像她们一样。”
     “他喜欢的是你。”我坚定地说。
     “是的。他好像确实这样。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我猜，女士们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教导母亲，但她们接近没有注意到据为己有从来都不是母亲的本性。或许母亲适度依赖的态度会令她们大吃一惊，因为她几乎立刻本能地成为了西蒙的妻子，于是再次遭到了女士们的反对，也成为了她们交谈中一个愉快的话题。出于某些原因，她们讨厌母亲一直以来总是降低期望值，也总是害怕比较。她们无法容忍母亲的独身生活，那么现在既然母亲结束了单身生活，她们又难以忍受母亲更加有神的双眼、更加频繁的微笑，甚至以前罕见但现在会偶尔出现的笑声。她们掩饰了自己的感觉，但并不成功。我开始讨厌女士们了，谢天谢地再也不需要她们的恩惠了。她们从没有时间来管我，我也没时间管她们。我预感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被环境分开，私下里也是一种解脱。
     由于我长大了一点，所以我发现这个新机会不应错过，于是差不多全身心地去迎接它。这不是母亲的第一份爱，不论现在看起来有多么遥远，她的第一份爱来自父亲。这是一份好像偶然间开始的谨慎安排，过程之中有点心不在焉，自然也就不会十分满足。它是有远见的：好像一切都在此达成一致。如果这带给了母亲什么欢乐，那么就是一份她希望是很久以后显现的快乐，当她能适应新生活、接近融入其中的时候，当她能够接受自己新的尊贵（但绝不利用它）的时候，当她学会和她的新丈夫一样胸襟开阔的时候，但这项任务她还接近没有做好准备。
     我不去想母亲物质生活的前景，因为我和她一样，一切都受之于西蒙。西蒙在呵护我们两个人方面做得很好，他对我们的爱都很明显。搬进昂斯洛广场之前，母亲还和我短暂地一同住在我们的公寓里。我当然很想念母亲，西蒙坚持要我每天都去看她，我就不那么介意了。对母亲的思念有所缓解，也因为我们的老公寓比在昂斯洛广场更让我感到惬意，还因为我还要学很多东西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学学习。漫长的童年好像戛然而止，这让我有些不安；同时我也认清了一个现实，童年已经结束了，今后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朋友了。就像新交上好运的人一样，我只是短暂地受人欢迎，有自己的房子会增加我的威信。西蒙给了我一笔零花钱，但不让我用来买衣服。“我们在法国会给你买。”他说，这和当时对母亲说的一样。“你可以把普通的衣服留在这儿。”于是，变形场景在准备中。这证明那些童话故事真的有预言性。
     母亲在切尔西注册办公室进行了严格的世俗化婚礼仪式。对我来说一切都很合适，因为除了他们奇迹般地在一起之外，这对新人并没有上帝祝福的般配模样。遗憾的是，看起来双方都利用了自己的优势，财富与清秀的交换，就像有些悲惨的矫饰主义寓言里那样。西蒙流了很多眼泪，这在我意料之外；相反我的母亲看起来很镇静，差不多要出神了。毫无疑问他们之间肯定有爱情，但这种爱不会打动我这个年龄的人，因为它虽然满足了传奇的要求，但我知道了所有故事都忽略的，即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故事在优选潮部分结束，然而他们应该说出后面的生活。婚礼的安排和婚礼本身让我有点不安。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婚礼上的人寥寥无几——这可以接受。任何太过精心准备的东西都不太会受欢迎。我和宗教的接触主要是在学校的教堂，但我本能地反对所有警告、惩罚、约束、孩童般地乞求宽恕，以及同样孩童般地想得到总是延期到来的关于回报的承诺。如果我有时奇怪而不舒服地没有感到慰藉，那是因为有些改变我不喜欢；即使我们有好运气时我也有一种失落感。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母亲，但我也知道，傍晚时分母亲再也不会在家里等我回去，我也知道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要自己陪自己了。
     那天早上离开公寓，空空荡荡的房子并没有吓到我，我也不害怕再回去，但我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它，又想到母亲必然感受到的孤独，那是一种被寂静的街道和吱吱作响的房门所包围的孤独，午后当她不想站在窗前，就会躺在床上休息，只为了能在一切都安稳的片刻时光里放松一下，母亲还会泡茶，然后等我回家。现在她会有一个别样的家，自然准备的事情也不同。当我想到这些会有些忐忑，因为母亲之前的生活是那么单一，单一这个词最为准确，也那么一心一意，以至于只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短暂的悲伤之时，我想知道是否必须要告别这种目前看来什么都不缺的生活方式了。
     女士们，甚而是男士们的欢闹突显了婚礼的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接近使其暴露，男士们与西蒙相识，因此很偶然地将所有参加者们都联系在一起。男士们很热情，精力特别充沛，或许在所有的社交场合，尤其是主角对他们来说并不太熟悉时，都是如此。女士们当然是盛装出席，适时地掏出精致手帕，总而言之，提供的舞台布景变换使整件事情都变成了仪式。婚礼早餐设在昂斯洛广场，雇佣的管家和服务生们温文尔雅地行走在客人之间，他们必须展现出自己优选的一面。西蒙和母亲将在巴黎的丽兹酒店过夜，一个早就过时了的习俗，然后去威尼斯待上两周，绕道法国再回来。接下来会在尼斯往内陆方向几英里的地方，把妈妈第一次介绍给西蒙的家人：向她展示她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是一种礼貌，和管家德尔加多夫人见面，给出几个谨慎的指令，巧妙地缩短见面过程。然后在内格雷斯科过两晚，之后就回家了。
     奇怪的是，我并不接近相信这样的回家。招待会上的香槟让我头疼，回到伊迪斯–格罗夫后我才意识到缺失。现在分开我们的是几条街，很快，她——他们——会变得遥不可及。西蒙曾经说：“我的房子也会是你的。”但我难以相信。我找不到未来有此可能的迹象。我在内陆，除了学校组织的旅行，没怎么出过国，比起周围的环境我更看重友情，而且新生活的前景的确令我有点害怕。母亲陪我走到门口说：“所有电话号码都拿了吗？女士们会顺便看看你吃得好不好。”
     “我都十七岁了。”我安慰母亲说。此时我们都已经泪水涟涟。
     “我知道，宝贝，我知道。”
     “安妮，车已经好了，”西蒙提醒她说，“现在不能再哭了。这是我们仨新生活的开始。”接着一个装满钱的钱包塞进了我的口袋。
     “再见了，亲爱的，”米利喊道，“一路顺风！佐伊，我们把你送回家。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回来？对，或许这优选不过。”
     但我说，不，别人已经约过我了。其实不是。我只是想看看我自己一个人会有多害怕，我打算洗个热水澡，穿上家居服，像往常一样给自己安慰。这将是我第一次接受巨大的考验，我知道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的邻居会为了一些不必要的琐事而勇敢地出现，这让我一直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到了空荡荡的房子。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太疲倦了，所以除了街道的寂静、房子的黑暗，甚至是厨房水龙头一直滴水的声响外，我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母亲好像认为我需要安慰，或许我真的需要。即使是圆满的结局也无法接近驱除渴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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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法国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改变了这所有的一切，那也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年，秋天起就要开始大学生活了。说实话，西蒙的房子起初就让我觉得疏远，海鸥别墅是一栋平顶的白色别墅，最显著的特点是暖房和玻璃阳台之间的衔接处。天际线的缺失让我慌张：时尚的装饰艺术还未流行。我相信，八十年代早期它曾经上过杂志，但那时它不属于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是。别墅也不像西蒙说的离尼斯只有几英里远：它离尼斯的市中心只有几英里，但仍位于郊区的郊区。我不太喜欢尼斯，滨海大路上车声嘈杂，但我每天都乘车进城，到处闲逛直到找到一处我认为可以算作是自己的地方，那就是马赛纳美术馆的小花园，经常光顾那里的是孩子们，他们的瑞典或丹麦女佣把他们放在那里。孩子和保姆们我都很留心，他们也都成了我的朋友。保姆们认为我值得托付，就会把孩子们留给我照看，然后跑去前面的咖啡馆。有个这样的孩子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信任，他和所有的法国宝宝一样，看起来很劳累，甚至是疲倦，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坐在我身边，头靠在我的胳膊上。每当这时候，他看起来总比实际年龄要大；我听说他才三岁，最近刚刚过完生日，或许这就是他精疲力竭的原因。女孩们也很随和，后来在城里遇到她们时，她们把自己的男朋友介绍给我认识。这样，我开始喜欢上一两个这样的冒险了，这让我感到放松。我来去接近自由，离开家全凭自己的喜好支配白天的时间，我知道西蒙和母亲信任我，即使回家晚了，或有时只是回家吃晚饭，吃完又立刻出去也无妨。
     对我来说，法国好像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自由的国度。我很羡慕所有的男人好像都能在工作时叼着一根烟；我羡慕德尔多加夫人骑着脚踏车飞奔来到我家，每天早上七点给我们煮咖啡。傍晚时分，当她料理好我们的晚餐，又会疾驰而去。如果说我在尼斯并不那么自在，那么就是因为尼斯刺眼的光揭露了我童年时候生活在悲伤、幽暗的环境中的真相。画家说，上帝就是太阳。当我漫步在午后惨淡的阳光中，我深信此理，已不屑于睡午觉的建议了。西蒙和母亲进房间休息后，我就溜出家门，置身于万里无云、阳光灿烂的天空之下，乘车去尼斯，瞬间就会为阴凉而寂静的马赛纳美术馆花园所折服，坐在那里看着书，等着我那位特别的三岁小朋友诺尔在玩之前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小团体让我很高兴：女孩们友善、随和、独立，我学习她们的样子。曾有一度，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就像我看待周围举止相同的人和年轻人一样。我的外表和穿着都得到提升。我知道我必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不必太努力就可以成为那类人。尽管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法国人，但从那时开始，我再也不像以前一样看起来像个听话的女生了。
     西蒙本身是善良的，尽管我用敏锐的新视角看到，他真的是一位老人。餐桌上在他面前都是药物和邻居锡鲍德特医生给他开的法国特效药丸。有时，他的邻居傍晚回家前会为了喝杯酒顺便来看望一下。这个安排的正式程度让我感到很有趣。还有锡鲍德特医生的妻子锡鲍德特太太，只有叫她来和她的丈夫共进晚餐时才会留下来。锡鲍德特和西蒙会去别的房间抽查测量西蒙的血压，这时母亲就和锡鲍德特太太阿梅勒断断续续地交谈着。她是个平静、和蔼的女人，不是很出众，但当我们被邀请到她家时也能做出一桌大餐。我并不了解简朴的母亲身处其中的感觉，只是很高兴，她看起来不错。我从没怎么跟她提过我在自由时间（但其实我在所有的时间里都是自由的）里都干了什么，尽管我觉得当她听我提到花园里的小朋友时，她放下心来，西蒙也是。他会问：“今天诺尔怎么样啊？”我可以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逗他们开心。
     在我眼里，母亲没变，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想这样看她。她很安静，一向如此：她话不多，但当西蒙吃药的时候总是温柔地看着他。他们两人的身体状况看起来都不错。我觉得她已经小心翼翼地在婚姻生活中安顿下来，尽管我发现很难相信她会接近舒服，因为以一种寻找缺陷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她丈夫脖子上耷拉着的皱纹和微微下垂的双唇。如果她曾期待的是一个更浪漫的爱人，那么她一点都没失望，尽管我觉得她害怕自己变成锡鲍德特太太那样，成为自己丈夫的护士和守护者，锡鲍德特太太以前的确是尼斯一家诊所的护士，而她丈夫就是诊所的主任。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专享让我思量的地方就是她太喜欢到房子外面了。因为我度过下午的地方有些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她会时不时地自己外出，就像我一样。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在附近那个有名的花园里静静地坐着。因为她总是在那儿，所以当我回来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她总是喜欢自己——当然还有和我——去见那些女性朋友。我想不论她和西蒙之间的年龄差距如何，有他这个人她就很感激了。
     那年的夏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像我已经习惯了母亲出席各种场合，我也开始享受社会认可甚至备受欢迎，以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家时，喜欢冒险的朋友们总把我当成知心大姐。在法国，我学会了无忧无虑和真诚坦率。回家之前，和加入女孩们的男孩一起去喝杯开胃酒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成功。每个人都是，或者看起来都是聪明的、有目的的。不论是在厨房和德尔加多夫人聊天，还是在诺尔分手危机时安慰他，我都很舒坦。尽管现在尼斯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魅力，但现在我已经是群体成员，觉得爱和友情是通用的，谁也缺不了它们。在我们相约喝开胃酒的咖啡馆前，汽车依然川流不息，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而且几乎注意不到它了。所有人都步履匆匆，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没有旅行者。不知怎的，所有的幻想都被我置之脑后，我把它们留在了伦敦，留在了伊迪斯–格罗夫。这里光明的力量驱使我离开从前的那个我。甚至傍晚时分当我回家时，脑子里仍然是光的影像。我该回家了，这次是独自回家，西蒙和母亲要留下来，我发现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个夏天，我还会回来的，而且真的希望再回来，带着我所有的经验和新发现的热情，直到我成为这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