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当年梦想有多远

崔干行创作的《离当年梦想有多远》是一位老教授饱含深情与理性思考的人生回忆录，以1966年从广州徒步99天到达北京的日记、1968年写的近10万字《广州二中大事记》、1968年代表35位写给省市领导的《上山下乡申请书》等原始的史料为线索，记录他的和知青岁月以及后的经历。贯穿全书的主线是“血统论”的罪孽与批判，对于家国苦难的思考与对国家未来兴旺的追寻。

崔干行，男，广东新兴人，文学学士，教授。1982年至2012年，在广州大学（合并前的广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曾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先后完成教育类著作《教育实习》《教师笔记——对广东语文教育的调查与思考》《教育的理想与现实》《谁能让语文变得有趣》《语文课的铃声响了》等，共约136万字。

前言留下历史
第一章九十九天
第一节成了“人物”
第二节从广州走到韶山
第三节从韶山走到北京
第四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第二章血与火
第一节写于1968年的“大事记”
第二节“造反有理”
第三节“血统论”的肆虐与批判
第四节“刀枪入库”
第三章海南岁月
第一节“我们是希望”
第二节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
第三节“英雄式”劳动
第四节难为“无菜之炊”
第五节静悄悄地撤离
第六节后知青时代
第四章家与国
第一节回到“旧社会”
第二节“走吧，记住要做一个好人”
第三节近在咫尺
第四节不“清白”的家世
第五节日子还得过下去
第六节故乡：坝塘与水湄
后记好事多磨

    真是“疑心多病症”。以后几年，这种尴尬事竟然一再出现。
    2006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新闻？人物》版用将近两个版面登载了我40年前“徒步99天赴京串联”的“口述实录”，并刊登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编辑部“重新戴上当年的东方红长征队袖章”的照片。之后，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打来电话：“你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说说这段‘长征’，他们缺乏毅力，太脆弱了。”
    我没有想到，“尘封”40年的那段历史还会引起这样的“效应”(之所以说“尘封”，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提过这件事)。的确，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与我们接近不同的环境里，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所以，我愿意再次话当年，和同辈及晚辈们共同分享我人生中那段经历。
    当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缺乏“毅力”，所谓“脆弱”，有的其实是一种病态，那就不是简单的“说说”可以解决问题的了。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1966年11月7日启程徒步“赴京串联”的。这时离“”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五一六”通知发表将近6个月。当时，我们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4)班学生，在经历了对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造反”，以及到社会“破四旧”这样的“革命活动”后，进入了大串联阶段。“大串联”主要在大中学生之间进行：到“兄弟学校”参观大字报，了解“革命造反”信息，并宣讲自己学校的经验，正如**1966年12月26目的一次谈话所说，“大串连使**革命连成一片”(见《**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而从“八一八”(1966年8月18日)开始，**已经连续六次接见“”和“革命师生”，大家也就都把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看作串联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大的荣誉和幸福。
    但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的“出身”不是“红五类”。所谓“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郑谦、张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有用“革命烈士”取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和“红五类”相对应的是“黑五类”。“黑五类”指的是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不知不觉间，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成了“黑七类”。再后来，又不知不觉间，去掉了资本家和“黑帮”，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这下子，该知道为什么“，’期问有一段时间老师被称呼为“臭老九”了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不知不觉间”做一点研究，‘弄清来龙去脉。
    “上北京”有政策。中央、国务院1966年9月5曰发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通知》明确，“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里有两个硬件，一是十里挑一，至是“革命”。前者是比例，后者是标准。根据“比例”，我远未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天晚上，我和同班同学翟广雄在广州二中礼堂聊天。广雄个子不高，文静，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望着窗外的夜空，感慨地说：  “要能到北京多好啊！”
    广州二中礼堂在教学楼三楼。我们班的课室就在礼堂靠右面。教学楼外侧是“在**旗帜下前进”九个大字。今天能见证岁月的不多了，只有枝叶繁密的大榕树，以及挂在树丫上那口铁钟。礼堂那座木地板舞台也在21世纪初“改头换面”，它曾经是大辩论的“阵地”，20世90年代又上演过话剧《雷雨》。
    我想起《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说“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社论发表的背景是当时国内交通因为串联已拥挤不堪，而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经历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两千余里，到达北京。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