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赠英文版)》讲述的了一个老人独自在海上捕鱼，接连几个月没有收获，后来他钓到一条很大的旗鱼，跟它缠斗了两天两夜，用鱼枪把它刺死；但在返回的途中遇到鲨鱼的袭击，缺乏帮手和工具的老人虽然杀了几条鲨鱼，但旗鱼被其他鲨鱼吃光了，等他进港时，旗鱼只剩下一副骨头。
本书所塑造的“硬汉”形象圣地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他坚强、宽厚、乐观、充满自信、热爱生活，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这一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也是本书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其说本书是一部情节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寓言小说，因为书中形象极具象征意义。大马林鱼象征人生的理想，而不断吞噬着马林鱼的鲨鱼则是阻止人们达到理想境界的各种破坏性恶势力的象征；大海这一形象在文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象征着人生的搏斗场，是人类社会的剪影；不断在老人梦中出现的狮子，则是仇视邪恶，具有搏击精神，能创造奇迹的象征。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迷途一代”标杆人物。他开创的“冰山理论”和极简文风，深深影响了马尔克斯、塞林格等文学家的创作理念。他单脚站立写作，迫使自己保持紧张状态，用很简短的文字表达思想。很好之作《老人与海》先后获得1953年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文坛硬汉，更是反法西斯斗士。二战中，他在加勒比海上搜索德国潜艇，并与妻子来到中国报道日本侵华战争。1961年，他用猎枪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孙致礼教授，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将军级）、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导师组组长，我国有名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翻译理论和教学研究委员会会员，全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首届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获得者。曾荣获总参谋部专业技术突出贡献奖、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被评为全国很好教师，两次荣立三等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孙教授孜孜不倦教书育人40余载，桃李满天下。在教学之余，孙教授笔耕不辍，一直从事英汉文学翻译及翻译研究活动。迄今为止，孙教授已翻译出版经典文学名著30余部，出版专著2部，编著英汉翻译教材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等外语类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计约600万字。孙教授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在我国翻译界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声誉。

《老人与海》无目录。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现已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捉到。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老人还没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便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特别salao，就是说倒霉透顶，那孩子便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渔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
    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划着空船回来，心里很难受，总要走下岸去，帮他拿卷起的钓绳，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卷起后看上去像是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又瘦又憔悴，后颈上凝聚着深深的皱纹。两边脸上长着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良性皮肤瘤。褐斑顺着两腮蔓延下去，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的缘故，两手都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全都像没有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年深月久。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老迈的，除了那双眼睛，它们跟海一个颜色，喜盈盈的，从不认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停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别，”老人说。“你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就跟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接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接着我们有三个星期天天都逮到大鱼的。”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而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多大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是我们有。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喝杯啤酒吧，然后把东西拿回家。”
    “干吗不?”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酒店，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海流，谈论钓绳投人水中的深度、持续不变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当天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的马林鱼剖开，横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踉踉跄跄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送往哈瓦那的市场上。捕到鲨鱼的渔夫们把鲨鱼送到海湾对面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一点淡淡的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又渐渐平息，露台上和煦宜人。    “圣地亚哥，”孩子说。
    “唉，”老人说。他握着酒杯，想着多年前的事情。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吗?”
    “别。你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赫略会替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我即使不能跟你一起打鱼，也想替你做点事儿。”
    “你给我买了一瓶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的坐板给打断了，还有你拿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直往船头上推，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绳卷，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听到你噼里啪啦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呢，还是我告诉你的?”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常年日炙、充满自信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你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鱼饵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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