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

DNA免罪案件揭露了过去美国是多么频繁地误判无辜者并使真凶逍遥法外。这已有效粉碎了人们对当前刑事司法体系的信心。在《误判－－刑事指控错在哪了》一书中，作者布兰登？L.加勒特令人不安的深入分析，仔细探究了250名通过DNA检测而获得无罪释放的无辜者案件中，刑事指控的错误究竟出在哪了。

布兰登？L.加勒特，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罗伊及罗莎蒙德？伍德拉夫？摩根法学教授。

译序
中译本序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被污染的供述
第三章  目击证人辨认错误
第四章  有瑕疵的法医鉴定
第五章  庭审中的谎言
第六章  审判席上的无辜者
第七章  判决无罪
第八章  无罪释放
第九章  改革刑事司法系统
附录
注释
致谢
索引

    1977年7月的，伊利诺伊州霍姆伍德村的警方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衣衫不整地走在路上。她告诉警察自己被人强奸。依照惯例，警方带她到医院进行检查。医务人员检查了她的耻骨，看是否有散落的毛发，用棉签从她的阴道内拭取了样液，并保存了她脏污的内衣。他们将这些证据归入一个称之为“性侵害证物采集装置”的标准盒内，并将其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与此同时，警方和受害人一起准备对凶手进行合成画像――是一位留着长发的白人男子。由于警方并没有嫌疑人，他们给受害人出示了一本面部照片的图册。受害人从中挑出了一张加里？多森的头像，此人在她之后的列队辨认中被认出。多森的外貌与面部照片中的形象有一处很明显的不同――他真人留着很密的胡须。但这起案件与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些因诱导性或不可靠的辨认程序所致的错误辨认的案件情形接近不同。受害人后来承认，她是自己伪装成了受伤的样子，对多森的指控也是其精心策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向父母隐瞒自己已经和男友发生了自愿性关系的事实！
    1979年多森案的庭审中，受害人正如预期的那样当庭指认了多森，称他就是凶手。控方只有一位证人――是一位法医鉴定人员。法医学一词，意指借助科学方法解决法律问题。刑事案件中，法医学的方法一般被用在对犯罪现场证据的分析上。美国大多数的法医鉴定人员都为警方效力，在法律执行机关的犯罪实验室内工作。此案中的法医鉴定人即为伊利诺伊州的执法部门工作。当他在多森案中出庭作证时，从一开始便谎称自己在加州大学伯利分校“修完了学位”。而事实上，他“仅仅在那里参加了一门为期两天的拓展课程”。很不幸，他的证言在准确性上大于]折扣。
    他接着谈到了自己对从性侵害证物采集装置中收集的毛发的鉴定结论。1977年时，DNA检测方法还未问世，大多数法医学研究人员所做的就是比对从犯罪现场提取的物证，包括：毛发、纤维、指纹、咬痕、工具痕纹或子弹壳。通过使用显微镜，他们对这些证物进行并排的观察比对。法医鉴定人随后会针对所比对的证物是否相似给出一个主观性的结论。若结论是某物接近不具同一性，则称这种结论为“排除性结论”，因为该物被发现并不是某组所比对证物的组成部分。一个排除性结论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被告人的头发是金色的，但从犯罪现场提取的头发是棕色的，则鉴定员会说被告人的嫌疑“被排除”――他不可能是棕色头发的主人。若某一物证被人选或属于某群体，鉴定人员也可能得出“入选性结论”。如果被告人的头发是棕色而犯罪现场的头发也是棕色的，则被告人会被纳入可能遗留这些头发的群体人选中，但这种人选并没有太多价值。毕竟，棕色头发的群体数量庞大。很后，鉴定人员还可能发现，所有这些证物无法得出结论。比如，犯罪现场提取到的毛发质量太差根本不适宜进行分析。
    这位鉴定人告诉陪审团，他发现“一些阴部的毛发”并不像是受害人的，却与多森的“在显微镜下显示一致”，并“可能来源于同一主体”。这些说法都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毛发只是看起来和多森的“相似”？是否有可能另有一百人都是这种类型的毛发？或另有一百万人都是这种类型的毛发呢？或者这些毛发的显微学特征真有那么特殊，以至于只有多森一人才可能是凶手？
    即便当时辩方律师想到要问这些问题，法医鉴定人恐怕也难以作出回答。法医鉴定人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可能会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陪审员了解到所谓的科学定论不过是某人针对两种头发是否彼此“相一致”给出一个结论，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只不过意味着鉴定人观察了两种头发并认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已。时至今日，已无人再研究有多少人的头发具有相同的特定显微学特征这一问题了。有可能数千或数百万人的头发特征都是相同的。
    P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