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回忆录

本书是了解达尔文生平的很很好不错、很全面的一本书。本书作为达尔文的遗稿，大约是在其逝世六个月后，由他儿子弗兰西斯·达尔文删改、摘录和誊抄出来的，于1887年抢先发售出版。
译者翻译该书时，除原文外，参考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俄文译本，并对其中的错漏进行了改正。译者还在书中增加了不少注文，去说明达尔文手稿中所述的实际情况，指出他笔误和简略之处，并介绍他提到的许多书名、人名、地名和专门名词。
本书细致入微地讲述了达尔文的思想和性格发展过程：从达尔文的诞生写起，对达尔文在剑桥的生活、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达尔文的宗教观点、居住在伦敦时期、居住在达温宅时期的事迹进行了记述，同时，还补记了他的几本作品和他对自己智力的评估，书中在正文以外，还附录了达尔文和韦奇伍德的家族人员，书中的人物、地名、动植物名称、书刊，达尔文的主要论著，达温宅的今昔等内容。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大量观察、采集和综合探讨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并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
毕黎，真名周邦立，为我国研究达尔文的有名学者和翻译家。

一 从我诞生时起到进剑桥大学前为止
二 在剑桥时期的生活
三 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四 从回国时起到我结婚时为止——宗教观点
五 从我结婚和居住在伦敦时起，
到我们迁居达温宅为止
六 在达温宅的居住期间
七 我的几本出版的著作——补记(1881年5月1日写)
八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注文
附录
(一)达尔文和韦奇伍德的
家族人员
(二)本书中的人物
(三)本书中的地名
(四)本书中的动植物名称
(五)本书中的书刊
(六)达尔文的主要论著
(七)达温宅的今昔

    这一年春天，我被送到希鲁兹伯里城内的一所日校，当走读生，念了一年书。
    每次在上学校以前，二姐卡罗琳事先在家中给我预备功课，但是我还是担心我的作业是否能够及格。当时大家对我讲，我在学习功课方面，远不如妹妹卡萨琳；我相信，我自己在多方面是一个顽皮的小孩。
    二姐卡罗琳异常和善，富于才能，而且热忱待人；可是，她时常想要纠正我的脾气，却是显得太过于热心了，因为尽管过了几十年，到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候，当我每次想要跨进她居住的房间内时，我就不禁会心中盘算，自问道：“她现在又要来述说我什么错处了呢?”因此，我[反而横了一条心]采取了一切都满不在乎的顽抗态度，去听任她说教，只当做是耳边风。
    在这所日校念书的期间，我对自然史，尤其是对于搜集工作方面，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味。我尝试给植物规定名称，还去搜集各种各样的玩物：贝壳、火漆封印、免资印纸、钱币和矿石。我想要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科学家、古玩收藏家或者守财奴，这种欲望已经十分强烈，而且确实是天生的，因为我的姐妹和哥哥，全都没有这种癖好。
    同年发生一个小事件，我对它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以为，它所以有这样的深刻，是因为后来它使我受到了良心上的沉重创伤；奇怪的是，显然我在这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对植物的变异性发生了兴趣!当时，我对另一个孩子说(我认为，他是莱顿，后来成为有名的地衣学家和植物学家)：我有本领，用几种有色的液体去浇洒在多花水仙(多花太平花)和报春花的植株上，把它们培育成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这当然是天大的谎话，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去做过这一类试验。我还可以在此承认，我在童年时代编造了很多周密的谎话；推究其起因，总是为了要耸人听闻。例如，有一天，我独自从父亲栽种的果树上偷摘了很多名贵的水果，把它们藏匿在灌木丛中，于是就故意气急慌忙地奔跑回家去，通报消息说，我发现了一大堆被窃的水果。
    大约就在这时期，也许是在更早一些的年龄时，我有时去偷摘水果，想要亲自尝尝它们的滋味；在我采用的摘取水果的方法中，有一种很可算是一项新发明哩。当时在晚上，果园的大门已经上了锁，而且四周的围墙又是很高，但是我先爬上几棵靠近墙边的树木，马上就攀登上了墙头。此后，我就用一根长棒，把它的*端牢固地插进一只相当大的花盆背面的底孔中，再把这只花盆向上举起，使它凑近那些要摘取的桃子和李子下面，用棒尖去拨动这个水果，使它落进花盆内；这样总是万无一失地获得了猎物。
    我还记得，在很早的童年时代，我在果园中偷摘了一些苹果，目的是要把它们分赠给左邻右舍的几个孩子和青年；可是，在赠送这些偷来的水果以前，我向他们夸口说，我有十分神速的飞跑本领；而且真奇怪，我接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这种飞跑本领发生惊奇和欢呼；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要吃到我的苹果罢了。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当他们众口齐声说，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我这样快的飞毛腿时，我简直狂喜得手舞足蹈了!
    在凯斯先生的日校中走读的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还发生一个事件，就是举行了一个龙骑兵的葬礼。真奇怪，到现在我还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当时有一匹马，在它的空鞍上，悬挂着死者的一双军靴和背着一副甲胄；还见到在墓地上鸣枪致敬的情节。这种景象，当时在我心头激发了一种诗情的幻想。
    1818年夏天，我进入了希鲁兹伯里城内的布特勒博士的中学，到1825年夏季中期十六岁时为止，念了七年书。我寄宿在校内，因此也就获得了学生的正规生活的很大益处。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