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诺言

阿益的这本《1938年的诺言》包括《我的九龙坝》和《1938年的诺言》两部分。
中篇小说《我的九龙坝》以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高原小坝子为背景，刻画了一系列极具个性的小镇人物和风土人情。
长篇小说《1938年的诺言》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为背景，通过一个生活在敬老院的老人孙景行（我）的自述展开。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若隐若现的线索、不断牵扯进来的各色人等，成为故事前进的推动力，主人公的种种选择揭示了在特定时代和环境下，个人在重大选择面前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光芒和自我牺牲精神。

阿益，博士，教授，已发表长篇小说五部，中短篇小说六十余万字，多篇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作品曾入选中国作协年度很好短篇小说集。

《1938年的诺言》无目录

    一
    九龙坝是个高原坝子，在乌蒙山上。
    乌蒙山蜿蜒过来，在靠近川滇黔的地方打了个瞌睡，就马马虎虎地形成了这个小坝子。
    坝子小到啥子程度？从北走到南，十分钟。从西走到东，十分钟。
    乌蒙山地偏山高，少有人管，或者人家懒得管。汉人、苗家、彝族，自顾自地生活。苗家、彝族多住在山上，汉人多在坝子里。坝子是乌蒙山的娃儿，也打着瞌睡自顾自生活，懒得理外面的事情，所以没得啥子好多说的。掰着手指头算：明朝万历元年，焚人阿家三兄妹在这里造反，现在高田乡悬崖上还有好几处焚人悬棺――文化遗产，算是有些影响。吴三桂跟康熙对着干，起兵路过这里，留下平西王夜观星斗的观斗山，貌似是个不出名的风景区。后来雍正改土归流，坝子似乎才正儿八经地被清政府管起来。民国时候，土匪多，你打我来我打你去的，日日夜夜不停息，老人家们摆龙门阵，也记不得哪家打哪家，只晓得打得好泼烦人。历史书上倒是有记载，红军二渡赤水，跟国民党在这里打了一仗。我们小时候到残留下来的碉堡里去耍，运气好，还能在碉堡地上捡到生锈子弹壳。
    不过，这些算什么呢？
    坝子还是坝子，自家还是自家的生活。
    坝子分老街和新街。
    老街都是木屋，窄，你这边的瓦片连着我这边的瓦片；你家里炒菜，海椒放得多了些，都要呛倒我家的娃儿。新街除了木屋，还有砖混三四层楼的房子，这就气派多了，而且不算太窄，家里炒菜，虽闻得到海椒味道，还不至于呛倒。
    新街和老街*大的区别，还在于新街住的多是公家人，拿国家工资的。老街的人多有自己的自留地，种苞谷、小白菜、洋芋、朝天椒、花椒、番茄、红苕、葱、姜、蒜，诸如此类。闲时候，老街的姨婆挖了些菜，拿个背篼装了，邀隔壁家的大娘：
    “今天赶场，新街去不去？”
    大娘说：
    “要得，等我喂好幺儿的奶。”
    一会，两个人都背着大背篼，背篼里面的菜满满实实地冒出尖来，笑嘻嘻地去新街赶场了。
    一赶场，新街倒比老街都显得窄了，满街都是人，路两边都摊着东西。走路要小心，不注意就踩到人家的摊摊上了。常常这里那里都有人喊起来：
    “老乡，踩到我东西了。”
    “老表，小心脚底板。”
    山上的苗家、彝家都来了，背着山上的野物、狗皮、药材，准备换几个零钱，买些盐巴、布匹、火柴、电池回去。看中了彝家手上的狐狸皮，问他卖多少钱，他不说，让你自己讲个价。你就随意讲一个价钱。他觉得合适，就把狐狸皮往你手上一放；觉得不合适，就摇头走开了，不愿意和你多讲，觉得你不诚心噻。
    我们家原来在老街，因为爸爸当了公家人，后来就搬到了新街。
    老街到新街，十分钟。新街到老街，十分钟。
    小的时候，十分钟走起来，觉得好长唷。现在住在城里，开车上班，半小时一小时的。
    不是路变长了，是时间不值钱了。
    老街和新街当中有一口井，叫龙井。井水常年不绝，满满当当。老街的地势比新街要高。从老街那面，一条长石板路斜斜歪歪地下来，伸到龙井边。从新街那面，也是一条长石板路斜斜歪歪地上来，碰到龙井边。老乡挑了副扁担，扁担两头用铁钩子挂住两个木桶，晃晃悠悠地走到龙井边。先把一个水桶往井里左边一荡，荡开浮在上面的水草、枯叶；再右边一荡，荡开水草、枯叶，迅速往下一按，提起一桶水来。接着又提起一桶。用钩子勾好了，晃晃悠悠地挑走了。水装得满，总有一些洒出来。石板路永远都是湿漉漉的，一团团水迹像刻在上面一样。夏天还好，冬天就要小心了，洒出来的水立马就成了冰霜，走路不注意，脚下一滑，就坐一屁股。两桶水打翻倒是小事，要是摔到屁股、扭到脚腕腕，就麻烦了。
    后头，坝子里自来水龙头越来越多，来龙井挑水的人就少了。再后头，城市改造要用地皮，龙井就被填了。
    两条石板路，再也没得水迹了。
    以往常常听到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喊：
    “三儿，走弄个快干啥子？来扶老子一把！”
    这喊声竟然就成了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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