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评传

梁漱溟（1893－1988），初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学者。景海峰编著的《梁漱溟评传》以梁漱溟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了作为国学大师的梁氏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挥和独特的贡献。作为“行动的儒者”，梁漱溟不仅是卓而不群的思想家，而且也是勇敢的社会探险者。本书亦从学术的角度，指证了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和留给后人的无穷思索。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第1章究元决疑：早年的困惑与求索
1.1少年身世
1.2青春期的历炼
1.3替释迦说个明白
第2章文化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1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2.2人生态度与文化模式
2.3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两难
2.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震荡
第3章行动儒者；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3.1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3.2中国文化与乡土社会
3.3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第4章运动儒者：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政治
4.1为团结抗日而奔忙
4.2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4.3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政治
第5章多棱聚焦：梁漱溟晚年的是是非非
5.1历史的误会
5.2中国——理性之国
5.3人心与人生
附录梁漱溟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虽说佛教在中国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近代以还，又有唯识学等的大盛；但印度哲学只是作为一点背景材料和某种陪衬得以零星播散，而素无系统面貌。所以当时蔡元培邀请漱溟任印度哲学讲席时，漱溟便感到为难，立即说：据我所知，无论西欧或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我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仅仅是对佛学有兴趣而已。要我教印度哲学，怕不能胜任。蔡表示：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大家都只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差不多，你就大胆来吧。在蔡元培的鼓励下，漱溟硬着头皮接下来了；但因确不熟悉六派哲学，所以不能按照当时西方学者或日本学者的路子走，只得扬长避短、另辟蹊径，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漱溟在该书的序中指出：流行的西文、日文之讲印度哲学者只讲六宗而止，不及佛教；而他的书则以叙述佛法为主，反只是兼及六宗。“又举佛法与诸宗对裁，意特侧重佛法而诸宗所说各具且甚备”。另外，是取问题来排比讲解各家之说，所以全书分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三部分，又于各部分之下列出若干重要问题，按章节划分来做叙述。这样，《印度哲学概论》不仅是现代中国学术界最早系统研究和述介印度哲学的开山之作，而且也是20世纪同类著作中较有特色、光彩依然的一部。
     漱溟于概略篇首先称赞了印度人之富于哲学思想：盖其国君民上下，几以研究哲理为人生专享事业。故诸宗竞起，异论繁兴，极思想之自由，尽慧悟之能事，辩难征诘，妙穷理致，古今各国罕有及其盛者。可谓洋洋乎极哲理之大观矣。
     这样一个富于哲学智慧的民族，典籍古老，宗派繁出。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僧怯(数论)派、瑜伽派、吠世史迦(胜论)派、尼耶也(正理)派等正统六宗各擅胜场，漱溟对之分别做了概述。又于六派之外，提拈出佛典中所谓四大外道之二的尼犍子和若提子两家，以及顺世论一派。漱溟认为，六派哲学的共同特点是“寡欲摄心”，这代表了印度文化的主流。而唯有顺世论“特别与印度土风相反。不信梵神，不信三世，不信灵魂，不厌世，不修行，排神秘，尚唯物，其坚确不易或叹为西土唯物家所希见”。所以，“顺世外道在印土思想界色彩特异，不当忽视”。汤用彤先生谓：“印度学说宗派极杂，然其要义、其问题，约有共同之事三：一日业报轮回，二日解脱之道，三日人我问题。”此离生死苦、超越轮回、以谋自我解脱之倾向，皆含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学术界多有论焉。漱溟亦强调六派哲学的宗教性，谓印度哲学当于其宗教求之。而宗教作为信仰体系大抵有三端：一是“神密不容以常理测”，二是“尊上绝对人所仰赖”，三是“有束缚力，不容同时为二信仰，亦不易迁变”。依此三标准，漱溟认为印度哲学各宗各派“并属宗教”，只有顺世论和无神数论例外。与其他宗教相比，印度的宗教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出世倾向上特别突出，一般宗教不是“真出世教”，而“印土宗教则多为真出世教”；二是“根本反对世间生活”，“乃举一切生活而废之，即所谓断灭是也”；三是以哲学辩证所得之宇宙本体为其寄托和归宿，“故印土宗教可以谓之哲学的宗教。以其宗教建于哲学故，此其高明过乎他方远矣”。这样，六派哲学不离于宗教，佛教、耆那教等宗教亦不离于哲学，哲学与宗教，一而二，二而一，浑融一片。
     依于上述特点，漱溟认为佛教是宗教、亦非宗教，非哲学、亦是哲学。尤其是大乘，除净土宗含宗教之质分外，相宗说一切唯识，性宗说一切皆空，圆教则一法不立，顿教则直指本心，“信仰二字且无处著得”，何有宗教式之信仰？所以认佛法为宗教，不若视为哲学，他说：
     质言之，佛法中固不建立一种迷执即所谓宗教式之信仰者，以增益众生之执。而次第开导犹不无宗教式信仰之遗留，逐渐蜕化以至于无执。观其改革之点，宗教式信仰之精神全亡，根本已摧，而安俗顺序之迹又般般可考。
     正因为“无执”，不拘泥于一特殊信仰，所以佛教大开方便之门，可以发挥优长、“安俗顺序”、与时俱进，此为一般宗教“所绝不可及”。“一般宗教所以不能图存者，以彼之教化不复适于现代思潮，即现代思想已迈过之……而佛之教化任思想界变迁至何地步，只在其中，无由相过。”漱溟之佛法非宗教论，以及对佛教现代意义的装扮显然受到了章太炎等人的影响，也反映了清末民初学术界极为普遍的一种时髦倾向。
     因哲学与宗教浑沦不分，所以印度哲学的方法也是出自宗教，这就是特殊之禅定。禅定的本质在于亡知，即冥极证会。“禅定为世间与出世间之通介，证会为可知与不可知之通介”。漱溟认为，证会方法为印度所特有，思想乃从禅定中得，所以高下之别视乎禅定，而非逐物积累。“今西土治哲学者亦尚直觉，与此非一事而未尝无合”，所以证会方式约略相当于现代哲学中所谓直觉。除了方法外，思想上之问题提出亦大端本之于宗教，其核心即出世间的修养，一般哲学问题无不应此种要求而来，所以印度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其宗教的基本问题。这也是印度哲学的特殊之处。P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