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政府与企业间关系史

西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在非洲起到积极效果？本书对于加纳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政企关系对他们自身的影响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新鲜的视角。

作者以开放式访谈资料收集方式，以加纳的实际案例为证，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的政策措施在促进当地私营经济发展和刺激富有活力的资本金成长方面起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作用，以使读者更加了解非洲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本特征。

达科·夸贝纳·奥普库是美国欧柏林大学的助理教授。曾在加纳游学，当时隶属加纳大学历史学系。游学期间，通过访问当地居民，了解加纳的历史。

出版说明
致谢
关键缩略词
加纳地图
序言
第一章加纳企业家和加纳政府
第二章国家临时保卫委员会统治下的前十八个月
第三章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局限
第四章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紧张（1983～1991）
第五章民主时代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第六章加纳企业的变化：国家临时保卫委员会
全国民主大会党坚定分子的崛起
第七章全国民主大会党和企业间的关系：
布朗阿哈福省（Brong-Ahafo）案例研究
第八章资本主义扩张的制度环境约束
第九章加纳经验的理论意义
结论
参考文献
本书引用的报刊杂志
索引

    第一章加纳企业家和加纳政府
     15近年来，大量研究聚焦于为何新自由主义改革只在非洲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这些研究发现，除了少数一两个国家之外，大部分非洲国家政府都不愿意改变它们和企业间的关系，即使这（指维持之前的政企关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效果。在积累财富、确保权位和获得赞助工具的驱动下，这些政府及其领导人更喜欢和企业家们发展排他性的关系并建立商业帝国。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2007）关于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政权是否与企业界合作取决于经济的本质、企业界对于经济的相对贡献和政企之间的制度性力量对比。赞比亚经济相对单一，主要依赖铜，因此政府不需要与企业界合作。相比之下，津巴布韦的经济更具多样性，拥有更强的制造业部门，加之白人企业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这些情况促使政企联盟的形成，直到日益缩小的支持基础促使罗伯特·穆加贝总统（Robert Mugabe）放弃了这一联盟。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政府意识到了企业界所具有的制度性力量和经济实力，因而与后者形成了联盟。
     在其对南非、毛里求斯、加纳和赞比亚等国政企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安托瓦尼特·汉利（Antoite Handley，2008）使用了相似的分析框架来阐明特定国家的政府及其特殊国情是如何影响并塑造政企关系的。她认为，南非和毛里求斯的主要特征是“建设性对抗”：商人阶级所具备的较强的能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政府的能力和实力相匹配。“两个实力相对匹配的参与者”之间的“有益的”平衡使得企业界能够对南非和毛里求斯的经济政策制定施加重要和持续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加纳和赞比亚，“新世袭制”占据支配地位，同时政府也支配着企业界。而且，不同于南非和毛里求斯，加纳和赞比亚企业界对于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汉利，2008，第2页）。
     16在更宽泛的关于第三世界政企关系的研究中，不少文献强调政企联合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转型成功的核心作用，比如由马科斯菲尔德和施奈德（Maxfield and Schneider，1997）所主编的论文集。许多研究都显示了政府和企业界的联合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普遍性。一些东亚国家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扬（埃文斯Evans，1995；常，1994），但是也遭到了任人唯亲的指责，尤其是在亚洲90年代中后期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康，2002）。
     因此，学界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共识，那就是政企联合可以显著地增加（经济）成功的可能性。与之相反，对于那些政府与企业界合作较少甚至彼此敌对的国家，其成功的可能性就较低。泰勒（2007，第3页）认为，政企联合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必要制度因素。之前提到的观点认为，当企业界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并具备良好的组织力量时，政府与企业的联合就会出现。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但是却有着过分强调的危险。毕竟，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只是帮助企业发展。而政府是否会与企业界合作最终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一决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企业的能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施奈德（Schneider，2004）对于五个拉美国家的企业能力的比较研究中，他发现，尽管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企业的影响力比阿根廷和巴西的企业大，这种更大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和国家政策的执行有关，而非企业本身的经济特征或是更宽泛的政治参数。
     17因此，在加纳，政府领导人所持的态度和倾向就显得极为重要。我的主要观点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展开，即个人统治和互惠政治与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是不匹配的。但是需要指明的是，在这个宽泛的系统中有许多重要的变量。在这方面，乔恩·克劳斯（Jon Kraus，2002）关于加纳和尼日利亚政企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例子。尽管两国都处在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是由于尼日利亚领导人的观点倾向（对企业友好），尼日利亚的政企关系要明显好于加纳。与加纳的其他领导人相比，罗林斯可以说是对企业家最为敌视的一位。罗林斯在处理政企关系方面独断专行，只与符合他标准的企业家打交道。他一方面果断追求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迫害企业家：他的政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本身也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而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宏观理论始料未及的。
     我通过检视政府和企业团体的互动来着重探讨这种矛盾（正如近期的其他研究一样），但是我还会对政府与个别企业家之间的排他性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对于使用个人统治框架的研究而言，案例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这些案例是个人统治的最终体现。它们体现了经济竞争中领导人（对企业）仲裁的程度和范围，还可以强调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有多么的抽象。我力图展示加纳的本来面目，而非被一系列假设扭曲的加纳。
     此外，本书之所以包括大量细致的案例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令人吃惊的是，除了一些粗略的报道，许多加纳人对罗林斯军政权如何在80年代迫害企业家知之甚少。加纳的一些小企业社区也对此不甚了解。即使把加纳政府在80年代严格控制资讯信息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大众对一些企业家遭遇的不了解这一事实仍然令我十分吃惊。而某些企业家对事件的描述则与事实真相相差甚远，扭曲严重。在梳理过大量的信息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加纳人了解这段历史，对加纳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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