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采蘋花

《欲采蘋花》是学者胡文辉的文化随笔。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无论是谈史，还是怀人，集学理、趣味、观点于一体，其文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本书展现出一位书斋学人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对于自身价值以及人生真谛的探索与研究，期间不乏迷惘与落寞，但每每在很后总能得出正面的答案，是一本值得启人深思之佳作。

知识并不能机械地解决一切问题，不能自动地使人类导向文明和进步。知识也不足以让我们面对强势者的时候保持浩然之气，相反，却可能让我们面对弱势者的时候变得盛气凌人。知识本身是中性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成为权力的异端，也可以成为权力的同谋--这取决于掌握知识、守护知识的人。如果威权是坚硬的石头，那么，思想不过是纤纤蔓草。思想是柔弱的，很容易就会屈服于石头的重压之下；但思想又是顽强的，无论石头有多么坚硬，多么沉重，思想的自由生机终不会被接近抹杀，它总能找到缝隙冒出头来--哪怕是以特别扭曲的方式。

胡文辉，曾用笔名胡一刀、顾思齐等，学问比作家要好，文章比学者要好。已刊的随笔集有不八卦的《很是文人》，也有八卦的《广风月谈》、《拟管锥编》，专著《陈寅恪诗笺释》很详尽地发掘了一代史家的心史，《现代学林点将录》以趣味性的方式总结了近百年中国学术史。

辑一
文化的边际效用递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平等
唐太宗的佛寺二题
我们并不需要说出真理
“恐怖很平静地开始了……”
说胡
疯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
神州五号与长城神话
作为文化症候的红学事件
“辱华”问题
龙·猫
苏联的新衣
从监视到偷窥
我们时代的罗马
李文和案之再思
辑二
血的事实
除恶勿尽
为什么要“从严从重”还要“从快”——从强奸卖花女案看新闻与司法
保护坏人的人权
以权谋公是更坏的腐败
高莺莺案的关键
贫富差距与曲学阿世
富裕中的贫困与贫困中的富裕
我们都是河南人
欲赏樱花不自由
笑骂江湖五十年
明星莫问出处，官员须讲来历
那些忧伤的老年人
从郑家栋事件看国学热
假如孙东东是对的
知识的傲慢与偏见
与秋风先生论曹操问题
学术嘉宾的跨国界交际
辑三
读《知识分子的背叛》眉批
《1984》二题
人文视野中的《技术史》
读法迪曼《书趣》札记
知识饥馑时代的秘密书架
散文、自由与知识分子
论全集不全
2004年的五卷书
读书钞二题
书边吐槽录五题
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从学术史论可居之学
学问的人生——怀张晖
《金庸识小录》序
罗韬文稿序
后记

    在私下里，传播学思想怪杰麦卢汉对奥威尔曾有激烈得出奇的贬斥。他在1951年1月写给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信中说：“……乔治·奥维尔之类的笨蛋有一个问题，他们讥讽50年前发生的事情，把它当作对未来的威胁！”（［加］梅蒂·莫利纳罗、科琳·麦卢汉、威廉·托伊编《麦卢汉书简》，何道宽、仲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1970年6月给其助手及友人J．G．基奥的信又说：“我一直认为，奥维尔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在所有问题上他都缺乏感知和理解。他评论的政坛是老掉牙的事情。”（同上，第473页）
    在《麦林》杂志1977年的访谈录中，麦卢汉的批评总算温和了许多：“《一九八四》根本就不是预言，它是怀旧，怀念1934年。一切乌托邦都是后视镜……是‘新预言家’，老天知道是《时代》杂志。奥维尔把那些事情推向紧张的氛围之中，然后说这就是未来。”（同上，第252页［注释］）
    麦卢汉批评奥威尔将过去时当作将来时，将回忆录当作启示录，实为无的放矢。因为在本质上，《1984》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预言。
    奥威尔1949年6月在回复工人F．A．亨生的信中谈及《1984》：“我很近出版的这部小说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我还是工党的一个支持者），而是为了揭露由经济集中而导致的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堕落。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集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集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我把故事发生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说英语的人种并不是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好，假如不向集权主义宣战的话，集权主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取得胜利。”（《奥威尔书信选》，甘险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他并不认为“1984”必将出现。对于麦卢汉的责难，奥威尔在此，已经漂亮地预先作了答辩。
    将《1984》的年代定在1984，并非刻意而为，只是将写作时的“1948＇’颠倒为“1984”而已。《1984》绝非一个准确的预告，而是一个响亮的警告——奥威尔显然并不真的以为，他的英格兰到1984年就会沦为极权主义，他只是大声疾呼：极权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产生。换句话说，《1984》并非关于未来英国的预言，而是关于当代世界的危言；与其将它当作将来时的幻想小说，不如将它视为现在时的批判小说。将《1984》当成认真的政治预测，那才是笨蛋。
    其实，早在战时的1941年，奥威尔已在《文学与极权主义》的广播中表示：“……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我在很后要简单地说，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靠前37页）哈耶相信，计划经济是“到奴役之路”；相比之下，奥威尔倒比哈耶更乐观些，他觉得“集体化的经济”未必会消灭思想自由。奥威尔想象的未来，实际上并没有《1984》那么灰暗．
    P164－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