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

   

吴吉远编著的这本《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是一部深入探讨清代省、府、州县三级政权建设，将史学与法学、政治史与法制史、行政管理与司法职能相结合立体式研究的尝试之作。 本书在内容结构上，共分六章，第一章为总论清代法制，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州县、府、省三级政府的司法职能，第五章专门论述幕、吏、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作用与危害，第六章论述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必然走向失调，且以第二章和第四章为重点。从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的内容来讲，以州县最为全面具体，包括实施教化与“普法”、维护社会治安、全权处理民事词讼、拟律上报刑事案件、监禁与递解人犯和管束在配人犯。

吴吉远，1963年11月生，四川省荣县人。1982年进入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86年7月至1989年9月，在四川省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四川民族学院)政史系从事教学工作；1989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博士学位。1995年7月进入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2007年7月调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工作，曾任第一集团公司监察局副局长、中航工业培训中心副主任，挂职中航工业曙光公司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党群工作部部长。已出版有《中国小通史》(清朝卷)、《转机与契机——面对危机时代的挑战》(译著)、《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中国政治史探微》等多部著作，发表有《古代社会的吏员》、《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代打箭炉城的川藏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试论明清代时期的守巡道制度》、《清代宗室教育述论》、《论党代会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关于反腐倡廉的几个关键问题》、《关于廉政法律体系建设的思考》、《行政监察与行政管理》等历史学、政治学论文60余篇。

绪言
第一章 清代高度集权专制政体下的法制
第一节 清代专制与法制的高度结合
一 专制与法制、法制与法治
二 清代高度集权专制需要完备的法制
第二节 清代立法的完备性
一 从《大清律集解附例》到《大清律例》
二 《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六部处分则例》、《钦定台规》
三 民族立法与省例
第三节 清代司法的严密性
一 以政府为主体的司法组织结构
二 职责严明的司法制度
三 司法职能的延伸
第四节 清代地方司法的重要性
第二章 清代州县政府的司法职能
第一节 州县政府的司法组织结构
一 职官
二 吏、役
三 幕友、长随
四 乡保
第二节 州县政府的司法职能
一 实施教化与“普法”
二 维护社会治安
三 全权处理民事词讼
四 拟律、上报刑事案件
五 监禁与递解人犯
六 管束在配人犯
第三章 清代府级政府的司法职能
第一节 府的建置沿革及清代府的组成结构
一 府的建置沿革
二 清代府级政府的组成结构及其特点
第二节 清代府级政府的司法职能
一 督促所属州县实施教化，维护社会治安
二 审理直辖民词与复查所属州县的自理词讼
三 审转所属州县徒刑以上刑事案件
四 监察所属州县的司法行政事务
第四章 清代省政权建设的完善及其司法职能
第一节 司道的组成结构及其司法职能
一 司道的设置沿革
二 清代守、巡道的组成结构及其司法职能
三 按察使司的组成结构与司法职能
四 布政使司的组成结构与司法职能
第二节 提督学政的司法职能
一 提督学政的设置沿革
二 学政的司法职能
第三节 督抚的司法职能
一 督抚体制沿革及其在清代的特点
二 督抚的司法职能
第五章 清代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作用
第一节 刑幕——事实上的“法官”
一 幕友的源流与清代刑幕的作用
二 幕学与幕道
三 刑幕的危害
第二节 刑书——地方司务中的文书
一 清代的吏员制度与刑书的作用
二 书吏危害的原因
第三节 差役——地方各级政府的“警察”
一 差役的作用和地位
二 差役的危害
第四节 长随——地方主官衙门内的联络人
一 长随的作用
二 长随的危害
第六章 清代封建专制政体下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的失调
第一节 官僚政治对地方司法的影响
一 地方官的素质
二 官场陋习对地方司法的影响
第二节 绅衿对地方司法的影响
一 乡绅巨室的违法不仁
二 代书、讼师与绅衿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必然失调
一 专制权力高度集中所需要的完备法制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二 专制政体下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必然失调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明清纪元简表
编后说明

    一 从《大清律集解附例》到《大清律例》
     1644年清军入关后，面对“抚临中原”的现实，在摄政王多尔衮主持下，迅速将关外时期“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推广到全国，并于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但是，这一“但取清律、明律，订其同异，删其冗繁”3的立法工作毕竟过于粗糙，无异于将《大明律》重抄了一遍，“对明律只删了3条，增加了1条，改移了2条，其余无所变动。律内小注也多沿用明律。附例虽多于明，但应指出有相当多的条例是采用明例的原文，或根据明例加以修改补充的”，不能充分反映新朝的特点。时人谈迁就提出了这样的责难：“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虽刚林奏定，实出胥吏手。如内允依《大诰》减等，盖明初颁《大诰》，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诰》一本服罪，故减一等，其后不复纳，但引《大诰》，溺其旨矣。今清朝未尝作《大诰》，辄引之，何也？”顺治帝亲政后，逐渐认识到《大清律集解附例》不能接近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现实，“法有定而情无定，刑罚世轻世重在用之者权乎其时耳！……自古圣人立法以救世，未有不因时准情以用法，而能轻重胥得其平者”，以“律乃一代之典章”，“例因时以制宜”为思想基础，开始了以“例”为清朝特色的立法工作。
     “例”得名于明代，以往多称“令”。正如薛允升在《读例存疑》自序中言：“古无所谓律例也。自汉萧何因李悝《法经》增为九章，而律于是乎大备，其律所不能详载者，则又辅之以令。历代皆然，莫之或易。明初有《大明律》，又有《大明令》，中叶以后部臣多言条例，罕言令者，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奏定例八百三十二条。”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成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共47卷，律文436条，附例1404条。例虽多于明律，但大多数是过时不用的明例，自然更不适用清朝。大清律文自颁布以后虽不再修订，但从顺治帝亲政时起，却不断用因时制宜的“例”适应新的需要，完善清朝的立法。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在与大臣讨论历代贤君时，明确指出：“明太祖立法可垂较为，历代之君皆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