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在重新发现社会之后，熊培云的一次“文体私奔”，让我们重新发现八十年代与诗歌之美
作者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而是将这种对文学的回归视为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作者试图借助诗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内在张力，搭建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的意义世界。
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辑录了熊培云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等方面的思考。不曾毫无节制地抒情，也未沉迷于意象的构建，它们以诗或“诗评论”的形式呈现，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光亮。当人们喊出“文学已死”的时候，作者却逃向了它。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自序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01
第一季春
春日39
星空40
一代人41
存在42
你是你的沧海一粟44
鹅卵石45
除了美，我一无所知46
春梦48
孤星49
梦醒时分50
神回复51
宿命的诱惑52
镜中的上帝53
这世上有两个你54
谁没有两颗心56
找我57
第一次囚徒58
虚度61
放下64
无常66
几世同堂68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70
美的箴言71
去国行72
一个人的人海73
意义女神74
第二季夏
夏日81
下雨天83
风景85
我常常思念南方87
缅栀花88
回家的少年91
手机93
破碎的人94
后现代爱情95
喇叭96
谋杀98
未见之证99
上帝的语言100
语义重复103
十字架上的耶稣104
钥匙106
节日107
赞美109
生命在银行里110
规范112
第三季秋
秋日117
小王子119
幸福大街120
Neverland122
夜奔125
如果爱127
此地今生128
天长地久130
过客132
默誓133
失眠的夜晚134
那些哭着说爱我的人都烟消云散了136
爱之三阶138
Youtopia139
安眠曲140
身上人142
这世界是女人的143
坏梦想145
秋天的遗嘱146
葬礼147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149
真爱公司150
第四季冬
冬日155
寒潮来临156
哀伤已是如此艰难157
喜剧的反抗158
人的命运160
音乐之声161
狙击手163
理由164
投诚165
人形昆虫167
成功家168
屠婴169
审判170
连年有鱼171
衣冠禽兽172
偷生173
寻牛174
感恩175
局外人176
爱国便利店177
恐怖分子178
打群架179
死神来了180
牛的传人181
捉刀182
寻仇183
爱与愤怒184
英雄185
忏悔187
亡羊189
万有引力193
第五季春
下雪天197
重逢198
万物哀伤200
正直的两难202
千声叹息203
最后的世界204
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205
所以然206
我醒来算了207
悲剧的诞生209
BeingPresent210
领悟211
生活在湖边212
赶花人214
寂静216
钢琴立于墙角217
城市之光218
这些年我游游荡荡221
星月夜223
我道歉225
希望罪227
致哀伤的人228
暴风雪230
这是我想要的美好人生231
春日已近232
我时时畏惧人群233
无怨237
天命昭昭238
附录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240
后记天命与人生257

    诗人、词人所能左右？王权主义奉行愚民政策，时常判决被强奸者有罪，还谈什么“诗人误国”，实则是“国误诗人久矣”。更不要说，诗人抒发情感，也是人性所需。《诗经》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流传至今，自是因为那些古诗融汇了人类共有之情感。
     你不能因为有人写告密信，就论定书信是罪魁祸首，而忽略那个告密者以及给他打赏的人。同样是诗歌，两个人写出来效果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的表现也不一样。试想，1921年写《天上的街市》的郭沫若和三十年后写《我向你高呼万岁》①给斯大林祝寿的郭沫若，还是同一个人吗？不明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迷魂汤，明白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理性精神。这一切与文学在本质上是否理性并无必然联系。
     至于海子与顾城之死，只要就事论事也不难理解，无论两位诗人自杀还是杀人，和诗歌并无必然联系。毕竟，在无数写诗的人里，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更何况，哪个行业找不出类似的小概率事件呢？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是人首先病了，才反映在文学上，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尽管我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担起理性和心灵的责任，但我相信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文学有问题，那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熟悉现当代文学思潮的人知道，二十世纪中国也曾有过自由文学的风潮，胡适一代人的文学改良，即从拒绝“文以载道”开始，关注文学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自由自然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如自由文学一脉所主张，“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胡秋原）。文学“较为的、绝对的任务”是表现生活、创造生活、认识生活，反对按“极精细的政治观点规定的”指导大纲来写作（苏汶）。当文学背离了人，开始受制于某一风潮、学说、主义的摆布，文学便已经远离了自由，名存而实亡。在此基础上，声称“文学祸国”，无异于对文学进行二次迫害。
     如果承认文学是入学，承认其价值在于对人的命运的普遍关照和思考。那么，文学就不应沦为“匕首和投枪”。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一方面使文学变成了“致命的武器”，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变成了柔软的化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