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陶希圣先生是参与中国现代政治潮流中的点滴，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目前对中国社会史倡导最早、研讨最力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优选。 陈峰编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收录了陶希圣拥有代表性的思想论著，为读者揭示一个思想家的风貌，是了解陶希圣的入门书，增加读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更全面的认识。

陈峰编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选收陶希圣1949年以前的论作87种，全面反映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力图祛除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偏见的笼罩，揭去 “汉奸”、“反动文人”等政治标签，还原一个近代思想目前真实的陶希圣。文集特别展示了陶希圣改组派时期的反正统思想、三十年代中前期的对日主战立场、与各政派的恩怨纠葛以及学术上的唯物史观取向等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

陈峰，男，1976年生，山东潍坊人，现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20世纪中国史学史。已出版专著《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合著）、《史学引论》（参撰），编选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文史哲》、《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导言
1928年
民众组织的理论和方案（1928年6月）
国民党的革命方略（1928年8月）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1928年10月）
立法政策与立法技术（1928年10月）
1929年
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学校教育之理想与实际（1929年3月）
社会科学讲座（1929年1―6月）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绪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必要和方法（1929年1月）
关于士大夫身分的几个问题——对中国社会史的论争和质疑（1929年2月）
《中国封建社会史》绪论（1929年6月10日）
《中国封建社会史》综结（1929年6月10日）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序（1929年6月10日）
孔子学说之发展（1929年9月）
《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绪论——如何观察中国社会（1929年10月5日）
中国问题解决之基点（1929年10月5日）
1930年
中国前代之革命（1930年1月）
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1930年2月）
外国语言之崇拜（1930年6月）
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1930年7月、11月）
教育与官僚主义（1930年8月）
英雄与社会环境——对中国作如是观之五（1930年10月）
怎样对付学校的风潮（1930年11月22日）
关于整顿学风——几个问题（1930年12月20日）
1931年
中国经济及其复兴问题（1931年1月10日）
中国文化与火烧红莲寺（1931年3月）
过去中国之教育与行政（1931年4月11日）
《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1931年8月25日）
什么是儒教？（1931年8月25日）
中国之割据与统一（1931年8月25日）
日帝国主义与中国（1931年10月3日）
辛亥革命的意义（1931年10月10日）
亡国之路（1931年10月14日）
1932年
国民战与国民代表大会（1932年4月1日）
为什么争言论集会自由？（1932年4月8日）
中国的法西斯蒂（1932年6月10日）
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1932年8月1日）
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评《时代公论》杨公达先生的主张（1932年10月2日）
1933年
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1933年6月5日）
中国历史上的集权与分权（1933年9月1日）
为还是有为？（1933年11月10日）
北大自己对自己的看法（1933年12月）
1934年
中国经济发达的一个趋势（1934年1月1日）
中国殖民地化的特征（1934年4月8、15日）
中国社会的进化（1934年8月5日）
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册以后（1934年10月1日）
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1934年10月10日）
对于尊孔的意见（1934年11月5日）
宋代的各种暴动（1934年11月）
《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1934年12月1日）
搜读地方志的提议（1934年12月16日）
1935年
民主与独裁的争论（1935年1月20日）
历史教学的方针——为中学史学教师作（1935年3月15日）
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答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4月30日）
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陶希圣先生的意见（1935年5月10日）
青年对于中国社会的态度——在北平大学生问题讨论会讲（1935年5月15日）
经济史名著选译计划（1935年6月1日）
思想界的一个大弱点——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彼此不相干的（1935年6月8日）
中国最近之思想界（1935年9月15日）
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补充说明（1935年
5月21日）
中国今日的思想界（1935年10月11日）
1936年
国际均势与中国的生命（1936年1月5日）
非常时期的历史教学法（1936年2月）
再论分化与团结（1936年8月23日）
从旧书中找社会史料的方法（1936年9月5日）
由五四运动谈到通俗文化（1936年10月20日）
战难和更不易（1936年11月15日）
《食货》周刊创刊的意思（1936年12月6日）
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1936年12月9日）
中国的出路与中日关系（1936年12月21日）
1937年
论开放党禁（1937年1月24日）
民族与民生（1937年2月15日）
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个忠告（1937年5月8日）
青年思想之动向——杨骥笔记（1937年5月15日）
民主政治的一解（1937年5月16日）
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1937年6月）
对于目前思想文化的意见（1937年6月）
1938年
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1938年5月10）
抗战中建国的三原则（1938年9月18日）
目前青年的思想，工作，与读书问题（1938年1月）
1939年
苏俄的外交政策（1939年7月4日）
怎样获得和平（1939年10月 23日）
1940年
“世界新秩序”试论（1940年10月30日）
1941年
纳粹与共产之平行的活动——纳粹与共产专号序（1941年6月11日）
1943年
百年来两个潮流一条血路（1943年3月31日）
读《中国之命运》（1943年4月1日）
中国国民党组党的精神（1943年4月1）
1947年
论政府改组（1947年5月）
1948年
现阶段财经改革的检讨（1948年10月16日）
陶希圣年谱简编

    今印度改用金本位后，独剩中国为其尾闾，自将供过于求。故此次银价之狂跌，不能认为偶然的现象。”然而何以十八年年末发生恐慌呢？这是由于中国也出卖现银。同报载：“至此次银价之骤跌，乃由于中国之继续售出。盖现除中国外，无复有银本位国，世界市场上银之需要极少。今见中国售出不已，一时人心惊慌。欧洲及其他各处咸有大宗现银售出。银市遂日趋凋疲。至于新年后，银价略见回涨者，乃因印度稍有购进之故。顾印度之需要，亦极有限。反之，日本即将解除金禁，此后毋需再收购现银；作为日钞流通之保障。如此顿失平衡市价之一太要素，实为银价跌落之一重要原因。”中国何以有大量现银出卖呢？第_由于中国现银因生产不能发达而不能流通于内地。上海屯银因此太多。《时事新报》本年一月十二日载，通易银行副行长俞寰澄氏谈话，有云：“上海银底丰厚。上海存银之多，超过以往之记录。就我眼光看来，照现在商务情形，并不为多。不过就目前环境说，内地交通阻隔，商货滞积，以致通货不通，集中上海。”一方面现银从内地集中上海，他方面世界产银数目又逐年增加。本年一月七日《申报》载：“五日纽约电云：今日有财界要人，在此间表示银价之跌落，产量超过需要，亦是一大原因。如去年十一月份银矿产额，达五、六一四、000盎斯。十月份则仅有五、一三0、000盎斯。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份所产更少，只有四、七五五、O00盎斯。”同时，中国官僚搜刮现银，出卖于上海，《申报》一月七日译载《大晚报》说：“中国方面有某团体将大宗存银放料，亦为银价跌落之一原因。”一月十日又译载《大陆报》说：“据闻中国大人物迩来不绝以巨款汇往海外，而承汇之银行并不将现银输往外国，皆在沪改购金货，以致沪市存银达于向日未有之纪录。”上海集银既多，金价当然涨起，于是投机资本家便从中利用两者价格的低昂差率，作投机买卖。一月十日《申报》译载：“据本埠有名商人意见，即银行界之收买金条，或操纵市场，亦非合法营业。因若广收金条，减少市上存底，自将招致银价跌落，金价腾高，遍非负调剂金融责任者之所宜为也。”而汇票买卖之投机行为，更比买卖标金利害。俞寰澄氏说：“汇票买卖较现金标金十数倍。实在，是商业所用，抑或是投机，极不容易分清楚。”商业资本的性质本来是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