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14

陶一桃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14版）／经济特区蓝皮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着力打造的高端学术品牌和标志性科研成果之一。书中客观地反映了深圳等传统经济特区和喀什、霍尔果斯、图们江等新兴经济特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创新、改革方面的年度进展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陶一桃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14)》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着力打造的高端学术品牌和标志性科研成果之一。它客观地反映了深圳等传统经济特区和喀什、霍尔果斯、图们江等新兴经济特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创新、改革方面的年度进展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14)》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的视角，对中国经济特区，包括改革试验区和部分新特区一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整体评述，从特区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政策建议等方面，对经济特区的转型、资源的使用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科技创新等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每一具体问题提出发展建议。同时对五大传统特区及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一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动态考察了一年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状况并对非洲国家经济特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具前沿性和原创性，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标志性的影响，是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是经济特区研究的重要成果。

袁易明，男，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方向带头人，深圳市政府软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长期致力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主持或承担过研究课题35项，正在主持教育部与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开放条件下泛珠三角地区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竞争力研究。

陶一桃，女，满族，1958年4月生于哈尔滨。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考取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胡寄窗先生，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深圳大学，曾任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代序）
BⅠ总报告
1中国经济特区年度发展报告
BⅡ专题研究报告
2中国经济特区产业转型发展报告
3中国经济特区资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4中国经济特区创新发展报告
5中国经济特区体制改革报告
6中国经济特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报告
7中国经济特区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8中国经济特区金融产业发展报告
9中国经济特区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BⅢ特区发展分述报告
10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11珠海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12汕头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13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14海南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15上海浦东新区发展报告
16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报告
BⅣ特区发展动态考察报告
17深圳前海合作区发展报告
18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19中国图们江地区外商投资发展报告
20新兴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21非洲经济特区发展报告
22后记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代序）
     陶一桃
     陶一桃，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不仅曾经是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营建过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如都既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又受制于经济全球化；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都会遭遇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都存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法制法规、完善社会规制、向国际惯例学习等诸多共同问题。我认为，中国在“举国体制”下不同程度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如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和台湾地区土地改革成功的普遍性意义一样。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普遍问题的存在，往往使某一国家的民族性或国别性的成功具有客观上的世界意义。当然，这种意义绝不是为世界树立样板，而是为人类提供可供分享的智慧和精神财富。“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成功的转型路径，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的实现路径选择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另外在中国，特区已经成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以一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发展繁荣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繁荣，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有效路径和捷径。而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对世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经验和同样珍贵的教训。
     （一）选择、引进并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早在1980年经济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省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而当时的中国还把搞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将其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因此，1982年，特区仅仅建立两年，就面临传统意识形态的猛烈批判，“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尽管1978年就已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从基本面来说，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的道路，但同时又笼罩着巨大的阴影。1992年的南方谈话充满政治智慧与伟人的胆略，力排众议、扭转乾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关于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的定论。
     对中国来说，没有特区，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特区的成功与示范。市场经济成就了中国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也挽救了中国。
     （二）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经济特区的设立。改革开放加快了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经济体制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外开放在最初仅仅意味着扩大对外贸易、引进技术设备等。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含义也进一步明确并得到扩展，全面开放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借鉴。
     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源于其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港合作自然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把香港请进来”，既符合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有助于寻找到构建现代化城市的捷径。香港这个因素，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得天独厚的区域因素。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在逻辑和现实中经历了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和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过渡。两者既体现为逻辑上的演进，又表现出发展进程的统一性。它们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又是这一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1.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是一种“两头在外”的经济运行方式，特指原料进口、产品经过加工后再出口的经营方式。在中国由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同时由内向发展向外向发展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沿海城市，主要是为了学习外商的经营经验，重在利用外资、发展外贸、增加供给、解决短缺经济问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此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
     但外向型经济逐渐暴露出一些内在缺陷：以沿海地区为主的高度倾斜的对外开放，使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高，开放的目标过度集中；国内区际差异扩大；联动开放效应低下；开放循环链条中断等。外向型经济被开放度更高的、内外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所取代成为客观的必然趋势。
     开放型经济是指由成熟的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支撑的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现为政府基本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进行管理活动，具有成熟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比外向型经济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高的开放度。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优选限度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
     2.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
     在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历程中，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从政策性开放迈向制度性开放的渐进性过程。最初启动开放进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体系虽然不具有严格的“制度性”意义，而是针对特定地区和对象的差别待遇和优惠措施，但它也是广义上的开放经济体制在初期的一种必要的表现形式。不过在快速推动对外开放发展以及通过内生力量推动与此相应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后，中国逐渐向构建契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开放经济体制由此逐渐具有了真正的“制度性”内涵。这一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性”开放经济体制的最终建成和完善，正是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早期我国主要通过特殊政策启动对外开放和相应的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便是这一方式的典型。在特区经验成功之后，中央延续这一“给予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思路与模式，将对外开放拓展到更多的地区和领域，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并实施了由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战略转移。在实行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同时，国内体制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和变化，从而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吸收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经营管理体制。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开始从政策性开放逐渐转变为制度性开放，真正开始构建具有深刻“制度性”内涵的开放经济体制。
     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转变，关键在于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制度环境建设。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向建设环境及制度，从利用优惠政策促进开放转变为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软环境，如基础设施、交通通信、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行政效率、法制规范等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全球化竞争主要在于良好的制度和法制环境，因此要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透明、良好的法制和制度环境。
     （三）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而对生产力的解放的实质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解放。
     1.改革开放调动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的积极性
     社会最终的主体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而是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人的人。如深圳95%以上的移民构成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生产力不错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农民工进城，他们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大军、服务大军的主体，也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2.改革开放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这也是中国特色所生产的“魅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主动创新。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有力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活力。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终于孕育出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已经成为特区的中流砥柱，高新技术产业使特区成为国内的高科技重镇，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对人的解放不仅在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个人产权的确认。清楚地界定资产权利是市场交易的关键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变为以资产界定权利，唯此中国才发生奇迹。重新界定产权后，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从而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综合成本竞争优势。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使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四）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所特有的“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力与集中力。如高交会、文博会等，一声令下，千军万马齐奔腾，效率之高、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是左右无法比拟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转型中的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的获得是一种常态和应有的特色。中国经济特区30多年的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
     从根本上说，中国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这场制度变迁的发轫者、领导者或者说最直接的倡导者，同时又是这场制度变迁中的“被改革者”。一方面，没有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授意，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如特区的产生就是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特殊政策的结果与产物；另一方面，政府又处于政府的权力还要由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自我改革之中。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就无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不可能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强大的“举国体制”会在资源稀缺或有限的情况下，高效地集中资源干大事，并以决策的高效性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在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的前提下完善市场经济，这两种情形下政府的职能与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或许更需要政府通过比较强势的干预，推进市场经济的形成，从而加速完成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而后者则要求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和机制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失灵，服务于市场而非驾驭、主导市场。强大的国家与发达的市场作为结果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但作为实现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处理好国家与市场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五）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宽容失败，营造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前提与保障。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理念变成了现实；没有敢于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而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又为敢于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包容的制度空间；没有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与展现又为宽松、包容、自由、分享的社会环境注入新鲜的活力与创造力。
     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却会因为缺少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生命力。
     （六）以要素禀赋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型
     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选择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那个时期的深圳所拥有的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则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时逢香港经济的产业更新换代与结构调整，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户于急需制造业的深圳，并在转移产业的同时把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一并转移到了成长中的深圳。通过承继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更新链条，深圳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起步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当深圳经济踏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自身自然资源先天不足的约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决策者们的切实关注。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意味着任何以过多的自然资源要素消耗和使用为增长方式的选择，都会在稀缺规律的作用下，使人们不得不为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发展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增加经济增长的代价。
     从以“三来一补”为主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深圳适时地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制度变迁中政府决策的主导力量（专项资金设立和政策优惠等），解决了初期高投入的资金缺口问题，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独担风险的压力；以改革者特有的宽阔胸怀营造了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成长、发展、创新的制度环境，吸引一大批国内外有名的高新企业落户深圳；以变革者的远见卓识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智力保证，一些有名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在深圳生根筑巢。到2000年，深圳计算机磁头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微型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5%，程控交换机产量占全国的50%，基因干扰素产量占全国的60%，同时深圳还是全国优选的打印机、硬盘驱动器、无绳电话的生产基地，并已形成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和激光五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模仿一直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值增长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长期来自模仿。深圳市政府很快认识到，产业自身的创造力，即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才是企业较为生命力和国家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于是，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思考，被现实地提了出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改变以往对劳动力简单使用与低价消费的做法，在制度安排上把对廉价劳动力的“浩劫性”使用，变为有目的的增值性使用，即以技术培训和福利完善的方式，增加劳动力自身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大多数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自然禀赋意义上的资源缺乏问题，而是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问题。所谓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是指“要素禀赋结构”低下，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如资本、技术、教育、管理、法制等较高级的要素，而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劳动力则较为丰富。因此，结构低下不是结构低下的原因，而是“要素禀赋结构”低下的结果或现实表现。
     （七）走向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经济繁荣会带来社会繁荣，但繁荣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文明。经济繁荣、制度文明、社会昌盛必将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简单的“土豆”与“马铃薯”的关系。“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指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的增加，通常以GDP或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则是指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它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长，还意味着与产量增加同时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体系、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的变化；它不仅意味着社会的富裕，而且还意味着在社会富裕的同时贫困和饥饿的消失以及相关联的文盲现象、疾病、夭折的消失；它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丰富，还意味着人的精神、权力、机会的平等，以及对人的尊重与权利的平等给予；它不仅意味着个人福利的优选化，还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以及对社会剩余机会均等的分享。GDP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绝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社会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只能是一个缺乏灵魂和人文关怀的单纯物质的增长。
     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把“发展”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无疑把人的发展真正纳入了社会发展的内涵之中。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其创造财富的过程，必定也是唤醒自尊心和对自由产生要求的过程。因为人自身解放的标志不仅是富裕（当然，没有富裕就谈不上解放），还必然包括与富裕同时拥有的权利与尊严；生产力解放的标志不仅是获得自由流动的权利，还要获得公平交换和选择的权利。没有选择的公平与自由，就没有发展的幸福与尊严。
     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展开的，由于尚未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加之转型社会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因此经济增长中的贫困现象和经济繁荣中的低福利问题，“过早”地成为政府必须用制度安排来解决的社会问题。应该肯定地说，政府必须把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实现普遍富裕的保障措施，而不是作为普遍富裕的结果来实现。对任何社会来说，创造财富的同时制造着贫穷、实现繁荣的同时降低着部分人的幸福感，比普遍贫穷更可怕。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都不能把社会福利看作经济发展的奢侈品，因为它不仅本身就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质性自由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对社会整体发展目标拥有有道德力量的检验与证明。
     另外，要真正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城乡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目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因为这既不接近是资源短缺的问题，也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传统体制是造成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根源。在传统体制中，我们的社会在消灭城乡差距的美好口号中，以户籍制和所有制形式固化着城乡差别，扩大着城乡差距，并使城乡差别成为一种广大农民不得不接受的社会常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变“二元结构”为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结构”，使农民真正拥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民身份与权利，是这场制度变迁的首要任务。没有对“二元结构”的打破，就没有城乡差距的消失，没有城乡差距的消失，就不可能有真正城乡普惠的社会福祉的存在，农民也只有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性“消失”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作为公民的尊严、权利与平等。
     追求富裕与富强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目标。尽管人类追求的目标很多是相同的，但实现或达到目标的路径则是多样的，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各国的发展经验是可以借鉴、分享的，但适合自己的才是优选、最有用进而最有绩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