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贫困化增长"

刘渝琳编著的这本《防范贫困化增长——后危机时代FDI评价甄别与优化机制研究》在借鉴“贫困化增长”与FDI效应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后危机时代FDI的发展趋势与特征，拓展传统理论模型，通过建立多目标规划下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来揭示FDI引致东道国“贫困化增长”的机理，采用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模型结论加以论证；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本体建模方法的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指标评价体系，选取我国相关样本数据计算出我国FDI综合福利指数并进行时空检验；进一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优化机制博弈模型作为我国后危机时代引资政策调整的理论支持；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刘渝琳编著的这本《防范贫困化增长——后危机时代FDI评价甄别与优化机制研究》鉴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贫困化增长”理论，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扩大、技术引进等诸多正面效应以及环境破坏、生态恶化、产业结构失衡、技术引进受限等负面效应，展开对FDI评价与防范“贫困化增长”优化机制的研究，以积极回应后危机时代对FDI转型的新需求，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飞跃。
值得一提的是：“贫困化增长”是通过“贸易条件”进行的理论解析，而“贸易条件”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实际变动状况，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FDI与“贫困化增长”的关系？本书沿着理论研究、实证检验、机制构造的路径展开。首先，从“贫困化增长”的实质——效应分析出发，用FDI“福利条件”替代“贸易条件”作为衡量标准是对“贫困化增长”理论的一种新的解释。其次，以本体建模方法构建的反映数量型FDI与质量型FDI的综合福利指标体系克服了指标选择随意性的弊端；同时，通过1992―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揭示了FDI福利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及变化趋势，为警示后危机时代我国外资政策导向上更应注重对“质”的把握提供了依据。再次，基于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的FDI甄别、优化机制的构建，强化了数量型FDI与质量型FDI互动发展的具有弹性引资政策的制度功能，为后危机时代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搭建一个全新的理论平台和政策启示。

刘渝琳，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重庆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重庆大学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重庆市宣传文化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理论类)获得者，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美国Missouri-Columbia大学商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
近五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重量项目3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0余项，主持重大招标项目2项。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在《管理世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经济科学》、《中国软科学》、《改革》、《国际贸易问题》、《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科学》、《财经问题研究》、《当代经济科学》、《中国人口科学》、《国际经贸探索》、《当代财经》、《人口学刊》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以及被EI、ISTP检索。

前言
引子中国有“贫困化增长”吗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问题
1.2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3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4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第二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及理论借鉴
2.1国内外文献综述
2.2理论拓展及借鉴
2.3对现有研究的反思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2.4本章小结
第三章理论拓展模型
3.1“贫困化增长”的理论拓展
3.2理论拓展模型构建
3.3本章小结
第四章FDI福利指标体系的构建
4.1FDI福利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4.2应用本体领域构建FDI评价模型
4.3FDI“福利条件”指标体系的具体框架
4.4FDI评价指标体系的进一步说明
4.5本章小结
第五章FDI“福利条件”综合评价指数的确定
5.1评价指数的构造
5.2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FDI“福利条件”指标权重的确定
5.3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的FDI“福利条件”综合指数的确定
5.4本章小结
第六章FDI“福利条件”综合指数实证——来自公因子的解释
6.1我国FDI的时空特征
6.2“FDI综合福利指数”的时空估计
6.3“数量型FDI福利指数”的时空估计
6.4“质量型FDI福利指数”的时空估计
6.5质量型FDI.与数量型FDI的“福利条件”比较
6.6总结
6.7本章小结
第七章FDI“福利条件”综合指数实证——来自效应及指标的解释
7.1FDI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来自效应层的检验
7.2FDI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来自指标层的检验
7.3结论与建议
7.4本章小结
第八章问题及成因分析
8.1问题表现
8.2外部原因分析
8.3内部成因分析——来自于两个公因子的解释
8.4结论
8.5本章小结
第九章FDI甄别、优化机制的构建及弹性政策体系的设计
9.1现行FDI政策梳理与判断
9.2后危机时代FDI甄别设计
9.3后危机时代FDI优化机制构建
9.4后危机时代FDI的政策设计思路
9.5后危机时代FDI弹性政策体系的设想
9.6本章小结
第十章研究结论与政策运用
10.1研究结论
10.2政策运用
10.3研究展望
附录
附表1原始数据表
附表2整理数据表
附表3省际面板数据表
参考文献

    2.1.1“贫困化增长”理论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Crowth）这一命题是20世纪50年代由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wati，1958）提出的，这一理论说明在国际贸易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虽然会由于产出的增加而导致出口量的增加，但与此同时，本国的贸易条件却可能以更大的幅度下降，这反而造成了本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这就是人们最初所理解的“贫困化增长”的内涵，该含义涉及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变化与福利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贫困化增长”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R.普雷维什（R.Prebisch，1950）从传统国际贸易模式出发，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关系的历史数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趋于恶化的论点。紧随其后，汉斯.W.辛格（H.W.Singer，1950）扩展了普雷维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其结果只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明确提出“贫困化增长”概念的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在“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的基础上，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证明，经济增长带来的产量提高和收益增加可能会被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所抵消，从而导致本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与此同时，普雷维什（1959）又论证了外围国家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历史事实，他认为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是需求的收入弹性差异和技术进步向世界经济传播的不平等方式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辛格和撒克尔（P.SarkarandR.W.Singer，1991）对贸易条件恶化论做了新的解释和修改，将贸易条件恶化的适用范围从初级产品扩大到制成品，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取代出口初级产品，但并未根本解决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仍是呈恶化趋势。刘易斯（W.A.Lewis，1952）提出贸易条件决定论，认为贸易条件可分为生产要素贸易条件和商品贸易条件，生产要素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而决定生产要素贸易条件的是国内生产率差异和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伊曼纽尔（1988）指出，工资的不平等是造成国际不平等交换而引致“贫困化增长”的专享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彼得·林德特（2001）在其《国际经济学》中对“贫困化增长”简明而深刻的诠释代表了该理论的近期新研究成果，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国民福利的下降将足以抵消从增加供给中所得的收益应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是偏向于出口；二是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以致出口供给的扩张将导致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三是国家必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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