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转型

优选治理没有改变民族国家在当代靠前政治中的主体地位，所以优选治理规范不会像玛莎·芬尼莫尔认为的那样一帆风顺地完成从缘起、扩散到内化的生命周期，而是从缘起阶段开始就受到权力因素的强烈影响，并在完成扩散之后因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而陷入危机，很后进入漫长的改革阶段。因此，优选治理并没有真正带来优选社会，靠前社会仍是当代靠前共同体的很真实写照。正如赫德利·布尔所言，它以民族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维持共同体存续的共有观念为纽带，因此民族国家只能在国家利益和靠前社会利益的艰难平衡中内化优选治理规范，其中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起到了决定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优选治理规范生命周期具有道德属性与权力属性的内在张力，而民族国家的权力大小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当这两种权力结合在一起时，优选治理规范的作用就只是为民族国家提供可选择的清单，但是否内化规范的很终决定权却在民族国家手中，这一点在中靠前化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气候变化优选治理已成为当代靠前政治很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并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一项基本规范，即各国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减少人为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一国对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内化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真正践行了转变发展方式战略，即将依赖化石能源的传统发展方式转变为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国家利益认知的考察也应集中于经济利益，而与此规范直接相关的靠前体系则是靠前能源体系。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缘起于19世纪初期，以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为标志完成扩散，但也开启了缔约方就如何具体实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激烈争论，因此带来了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生命周期中的危机。经过10年艰苦谈判，以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为标志，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终于渡过危机，但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份评估报告再次确认了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及其巨大危害，从而使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进入到改革阶段，即谈判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具体实施问题，其中两大核心障碍就是如何为发达国家设定新的约束性减排指标和发达国家如何履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与技术的义务，因此博弈仍在继续。
与此相应，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到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生效，正面对迅速摆脱贫困的国家需要，因此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成为此阶段中国的首要利益认知。同时，在刚刚摆脱体系外身份的背景下，中国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后发国家，即需要尽快融入靠前体系以获取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促进靠前发展。在靠前能源体系方面，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低迷降低了石油需求，因此该阶段世界石油价格明显处于较低水平。在这三层变量综合作用下，中国在该阶段对优选气候谈判基本处于一种从众状态，主要目的还是借此尽快改变体系外国家身份和争取靠前援助。在靠前层面，中国虽已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但这只能视为转变靠前发展方式战略的起步。在此情况下中国没有完成对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的内化。
进入1995―2005年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的危机阶段，中国的国家需要已转变为享有更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此阶段的首要利益认知。但转变增长方式不等于转变发展方式，因此中国在该阶段前期虽已实施许多改善经济质量的政策，但在执行中依然将增长速度置于质量之前。然而在该阶段后期，中国在靠前发展瓶颈制约下开始真正关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并为之后有效实施转变靠前发展方式战略做好了准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积极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逐渐形成了负责任大国的自我身份认知，意识到在国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力所能及的靠前责任。而该阶段世界石油价格在“9·11”事件后明显走高，这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和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一起使中国在该阶段对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徘徊特征，即在前期犹疑不前，但后期却积极参与。在此背景下，中国在该阶段末期开始初步形成转变发展方式战略，为内化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做好了准备。
进入2006―2013年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的改革阶段，中国靠前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四，但总量增长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系列发展问题，因此中国在此阶段的国家需要已是切实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成为此时中国的首要利益认知。而伴随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开始逐渐认同了新兴国家这一身份定位，其含义就是国力日渐腾升，但同样面临许多发展问题，因此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以争取未来靠前竞争主动权。同时，该阶段靠前能源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世界石油价格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而持续大幅波动。在这三层变量制约下，中国从该阶段末期开始已全面参与气候变化优选治理，并在靠前正式形成转变发展方式战略。在此基础上，中国基于日渐增长的经济科技竞争力和传统环境哲学与现实发展成就的道德感召力，有可能为塑造未来的气候变化优选治理规范做出自己的贡献。

康晓，男，祖籍湖南岳阳，1983年8月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人民大学靠前关系专业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靠前关系学院。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对外战略、靠前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靠前关系》、《外交评论》、《瞭望新闻周刊》、《环球时报》等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发表论文和时评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网、求是理论网、新华网、人民网全文转载。目前主持北京市社科基地青年课题一项，参与其他省部级课题多项。曾两次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很好研究生”称号和北京大学第二届全国靠前政治、靠前关系博士生论坛三等奖。

导论
第1章 全球治理规范的生命周期与民族国家内化规范的主动性逻辑
1.1 全球治理规范的双重属性
1.1.1 全球治理规范的道德属性
1.1.2 全球治理规范的权力属性
1.2 全球治理规范的生命周期
1.2.1 全球治理规范的缘起
1.2.2 全球治理规范的扩散
1.2.3 全球治理规范的危机
1.2.4 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1.3 国家的人格化
1.3.1 国家是有限理性的人
1.3.2 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人
1.4 民族国家内化全球治理规范的主动性逻辑
1.4.1 被动模仿阶段
1.4.2 徘徊阶段
1.4.3 主动模仿阶段
1.5 制约全球治理规范国内化的变量组合
1.5.1 利益认知是规范内化的自变量
1.5.2 自我身份认知是规范内化的中间变量
1.5.3 国际体系是规范内化的干预变量
小结
第2章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与中国的被动模仿：19世纪初―1994
2.1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缘起
2.1.1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缘起Ⅰ：19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科学家倡议
2.1.2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缘起Ⅱ：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主导
2.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建立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扩散
2.2.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建立
2.2.2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扩散过程的特征
2.3 该阶段制约中国内化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变量组合
2.3.1 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认知
2.3.2 后发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
2.3.3 相对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2.4 中国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被动模仿
2.4.1 中国在学习中参与全球气候谈判
2.4.2 中国国内转变发展方式战略的起步
小结
第3章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危机与中国的徘徊：1995―2005
3.1 《京都议定书》的诞生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危机
3.1.1 《京都议定书》的诞生
3.1.2 《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成就与缺陷
3.1.3 《京都议定书》生效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危机的加深
3.2 该阶段制约中国内化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变量组合
3.2.1 单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
3.2.2 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
3.2.3 油价大幅上涨的国际能源体系
3.3 中国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徘徊
3.3.1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态度的转变
3.3.2 中国国内转变发展方式战略的初步形成
小结
第4章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与中国的主动模仿：2006―2013
4.1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1.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份评估报告 的影响
4.1.2 巴厘岛气候大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1.3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1.4 坎昆气候大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1.5 德班气候大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1.6 多哈气候大会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改革
4.2 该阶段制约中国内化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变量组合
4.2.1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
4.2.2 新兴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
4.2.3 油价大幅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4.3 中国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主动模仿
4.3.1 中国全面参与和推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4.3.2 中国国内转变发展方式战略的正式形成
4.4 中国塑造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规范的可能性
4.4.1 源于日益增长的强大科技与经济竞争力
4.4.2 源于现实成就与传统哲学的道德感召力
小结
第5章 结语
5.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5.2 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