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浚浩，于1995年获得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传播系，博士生导师。2005年起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传播新技术等。已在多种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出版了学术专著。2004-2006年担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长。现为美国《传播与社会发晨》(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人际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及英国《信息传播研究》(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等学术刊物的编委，多家出版社的学术专著出版评审员，并为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希望捐赠遗产以成立新闻系，先为哈佛所拒收，后来哥大才勉强接纳，乃有现在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与普利策奖。（按，上述“哥伦比亚学派”指的是社会系应用社会研究局，与新闻学院没有什么关系。）但哥大是例外，美国主要的新闻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农业州，因为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拨划联邦土地，成立州立大学，除了追求人文与科学知识，还高悬“服务社区”为主要使命，一些应用学科（尤其是农学、军技、商学、新闻）因而在高等学府获得正当性。当时一般记者多半桀骜不驯，不乏才华洋溢之士，却很少有人念过大学，新闻职业的整体声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闻同业团体纷纷乘机怂恿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这样凭内外两股力量合流，为美国大学的新闻系接生。必须指出，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对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另有长文（张咏、李金铨，2008）做过详细的历史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大学有了新闻系是一回事，新闻系在大学里有没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国大学的新闻系一般都是从英文系分支出来的，目的在于培养编采写作实务人才。“二战”期间，有些老记者征调参加军旅，战后回到大学校园读研究所。但新闻系没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学里是很难有地位的，幸亏威斯康辛大学的William Bleyer独具远见，在政治系里增加新闻辅修，教授新闻和相关的政治学、法律和伦理学、公共舆论和宣传等课程。这些老记者获得政治学（或其他老学科）博士以后，相继应聘到各重要大学新闻系任教，逐渐发展新闻学博士课程（早年以威斯康辛、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斯坦福四所大学为重镇），以至于蔚为学府建制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又遂渐吸收、发展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Rogers，1994）。数十年来，全国新闻学院纷纷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表面上平安无事，学生人数愈来愈多，其实新闻与公关广告的哲学关系从来没有处理好，内部的新闻实务和传播理论更是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回顾施拉姆时代，传播学紧密依附其他社会科学，从跨学科引进理论、概念和视野。他和麻省理工学院普尔（Pool and Schramm，1973）合编《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各章作者多为有名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学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国际传播问题。十多年后，下一代学者（Berger and Chaffee，1987；Berger et al.，2010）合编《传播科学手册》，作者都来自传播本行，其他学科的作者几乎绝迹。后书的编者自诩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既是“科学”当然就自给自足了，从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学科的奥援；而且，他们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漠视，国际传播仿佛只是国内传播的延长，国界与文化差异俨然都是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