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层的生活

推荐一：“越贫穷越工作”的口号VS“越工作越贫穷”的现实
推荐二：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是否已经沦为一句谎言？
推荐三：这不仅是美国底层民众的故事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
推荐四：盘踞亚马逊畅销书榜长达12年
全球已有英、法、日等14个语言版本
一本真实反映美国底层生活的纪实文学。作者出身平民家庭，生物学博士，专职作家。“乔装打扮”暂时放弃一切中产阶级的符号，化身中等学历，离异，缺乏工作经验，母语英文的白皮肤的中年女性，开始了从找工作，回答带有歧视色彩的面试考题，寻找价格便宜的住所到高强度的工作，低廉的工资，苛刻无情的雇主、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同事等一连串经历，深刻揭发了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所谓社会福利健全的发达国家，社会底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仍然是在“恶性循环”中“欠缺保护和公平”。
作品内容虽然沉重无奈，但发人深思的启迪却一定能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和思考，除了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法制的健全公平，是否才是人类社会最基本道德标准？社会诟病的产生，罪魁祸首也许是有失公允的阶级特权？本书语言轻松而不失幽默，让读的人泪中带笑。

失业必然导致贫穷，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在美国，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7美元的低时薪，他们要如何生存，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
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住房、医疗、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

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畅销书作家。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常出现在《哈泼》《国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中。她出身底层，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代表作有《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Bait and Switch:The [Futile]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2005）、《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2008）等。

林家瑄，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曾任艺术行政、期刊编辑，并从事翻译。译作包括《两位严肃的女人》《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等。

前言
致谢
序章 准备开工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
第二章 在缅因州擦擦抹抹
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卖东西
第四章 成果评估
出版后记

    前言
     不同于电视情景喜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被其自身忽视的隐密大陆。很少见诸报道的关于美国梦的真相就是，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在这个国家中，那些做着基础工作的人们，只能拿到低于生存标准的薪资。
     芭芭拉·艾伦瑞克潜入大力度优惠收入人群的生活，那里的人们整日工作，挣扎着想要在社会上获取一个立足之地。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她在贫富领域的发现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对一个健康的单身女性来说，她所得到的报酬并不足以养活她自己。甚至，对于那些住在廉租房、汽车旅馆、房车公园的人来说，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自己腰酸背痛却只有大力度优惠报酬可拿的工作，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交通费和食物费。低收入者们是如何生存的？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或是能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才能够生活得下去。
     艾伦瑞克对那些丑陋可恶的雇主的描述，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整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这些房屋清洁公司，雇佣了大量穿着闪亮工作服、领着微薄工资的员工，来为那些因为过于富有和忙碌而没时间自己打扫的人清扫他们的家。这些构成了美国高级住宅的生命维持系统，也严重损害了那些清洁女工的身体健康。
     雇主们付给员工的薪资越少，就会越急着去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分每秒都以一种侮辱性的方式监管着他们，而这种侮辱性的方式若再进一步，恐怕没有哪一位工人可以忍受。当没有客人时，一个女服务员可以坐下来休息？不可以，想都别想！雇主们总可以找到些事让她保持忙碌的。有一天，艾伦瑞克独自一人被留在看护之家，去应对一大群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又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而这位女同事则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艾伦瑞克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艾伦瑞克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记者，也能对其所揭露的社会经济的怪异之处做出犀利的评论。她预先假设，若一个富裕地区存在劳力短缺的状况，当地薪资一定会上涨。当然，在单纯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一个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会倾向于开出大力度优惠薪资吗？所以，她前往满被招工广告覆盖的明尼苏达州，最后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低于生存标准的时薪7美元的工作。她发现，她的一些同事可能正住在慈善收容所中。当劳工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穷人并不是理想的市场模型，他们太贫穷了，以至于只能在一份份工作中仔细挑选。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不敢冒着失去一周薪资的危险去换工作，担心会被人从租房中赶出去或是挨饿。想要仔细挑选更好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会有冗长的申请、面试、羞辱人的药物测试和等待——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这些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雇主们谋算着要降低工资，却不把工资标准张贴出来，这就是使得雇员没办法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可去的——当然也没有工会。在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人们出行依靠自行车或是搭朋友的顺风车。他们不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冲击，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市场中，劳动力并不会像资本一样随着机会的起伏而发生移动。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就近年来生产效率的增长而自我称贺：《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全国的工资数据统计中，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大力度优惠工资标准，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大力度优惠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即便他们找到工作，甚至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
     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同美国一样，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1/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低于欧盟的“体面”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的人来说，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拿着低薪资、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
     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艾伦瑞克发现，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在英国，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有“住房补助法案”，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住房补助法案”，但是正是这个法案，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现在，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10英磅的大力度优惠时薪挣扎求生，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工作家庭税收津贴”。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
     然而，芭芭拉·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清洁住房和办公室，在餐厅工作，在商店服务。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大力度优惠，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报酬越好，这些服务也就越少。如果大力度优惠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啊”，经济学家们就会说，“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但是，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