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大学微言

       同样的，唐、宋以后的道家，也与禅宗互有关联，例如道教《清静经》的主旨，也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人生在任何一个时代，要想做到思想、学术、生活能脱离现实而独立生存，肯定地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儒者，如二程夫子、朱熹先生等读书人，当时学了佛、道两家的学问修养，就回来反求诸已，重新打开孔家店，自立门户成家，那也是无可厚非、情有可原的事。这些确实资料，你只要遍读程、朱两家遗集，及明了历史演变，就到处可见。但最不能使人赞同的，明明是借了别家的资本，或是偷用了别人的本钱，却又指着别人的大门大骂“异端”，实在是令人齿冷，令人反而觉得假道学倒不及真小人了!

  朱子“虚灵不昧”说的探究现在，我们且看朱子怎样注解“明明德”和“亲(新)民”的涵义。这段注解在前一章已经引述出来。现在我们为了讲解方便，也为了加深印象，再次引述他的注解如下。他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朱熹先生代表宋儒，以及程、朱理学的哲学的主旨。我们把它现代白话来说清楚。他说，《大学》所讲明德的内涵，是说什么呢?那是说人们生命中本有之性，原来本是虚灵不昧的，它能够具备一切的道理，而且能够适应万事的作用。

  注意啊!这是朱子说，天生人性，本来便是“虚灵不昧”的，人性本来是具备理性，能够适应万事(万物)的。

  但是，天生生命的禀赋，同时为气能所拘束了，又为人心自己的欲望所蒙蔽了，所以有时候就昏迷不清醒了，也可说不理性了。不过，那个人性的本体，还是照样很清明的，并没有停息过。所以学问之道，就要在它发动气禀、发动人欲的时候来明白它，就立刻恢复它的最初面目。

  注意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朱子当然知道，但他不用“性善论”做定位，却用“虚灵不昧”四个字来说明人的本性，这就不知所云了!等于和尚不信佛经佛说，专门学那些五花八门的能之说来当佛学。

  虚灵不昧是心理上的一种境界，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成的知觉或感觉的心态，这是由父母所生以后的后天现象作用，说它是后天的个性还马马虎虎。如果说是父母未生以前的先天之性，就大有问题了!况且虚灵不昧，是他从佛家的禅宗，和道家讲究心夫的术语因袭而来的。庄子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百丈禅师所讲的“灵光独耀”，甚至禅师们惯用的“一念灵明”，这些都是做静定夫中，心理上所呈现的境界状态，怎么就硬去，这就是曾子所作《大学》明德的内义呢?

  好了!我们姑且承认天生人性本来就是虚灵不昧吧!但朱子又说有一个气禀的气质之性是很厉害的，它拘束了这个虚灵不昧，而被人性所蒙蔽。那么，一个虚灵不昧的人生自性，同时也并存有两个魔性，一个是气禀，一个是人欲。它们两个又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如朱夫子自己所说，也都从自性本体中来呢?怪不得后世人辩讲宋儒程、朱的理学，说它是“理气二元论”。其实，他对人欲和本体的关系还交代不清，可以说是“理、气、欲”的三元论啊!

  朱子又说，虚灵不昧的理性，它本身是明白的，并未停息过，只要你在人欲发动的时候，明白了它的作用，就可恢复到当初的虚灵不昧了!这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大机大用了。朱子这个“复其初也”一句，便是从李翱的《复性书》而来的。如果有人要问：既然复其初了，是不是永远会在虚灵不昧之中呢?问题来了：

  (一)那个气禀(质)之性增量，比你虚灵不昧还大，是不是又被它所拘，虚灵不昧又被它拖垮呢?

  (二)如果人欲投靠了气禀(质)之性，气质帮忙人欲，你的虚灵不昧敌不过它两个合攻时，又如何呢?

  倘使这样诡辩下去，正如西方文化中所说的，却永远消灭不了撒旦(魔王)。所以撒旦永远与并存，就等于无能了!

  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不必再论辩下去。正如禅宗的德山禅师所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言说论辩，终归是“戏论”而已。我们最重要的结论是：朱子所说的“虚灵不昧”，只能说它是《大学》下文“止、定、安、静”夫中的一种境界，不可以用它来诠释注解明明德就是虚灵不昧。更不可以就把它当作人生天性原初的本体。不然，朱子会被人认为是学阀的武断，至少是鱼目混珠的误用吧！岂不太可惜了r>  我们反反复复，为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议论了很久，好像忘了下文的“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乃至“家齐、国治、天”，以及“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前后有绝对相关的一节。其实，前面虽然为“格物”这个名词的内涵，稍作发挥，略微启发。但如果真要了解传统文化“格物”的道理，除非研究自上古以来，儒道本不分家的科学史观，甚至如后世所谓的道学养生科学与物理等学识才行。

  人身只有使用权

  因为我们的上古科学史观，认为这个天地宇宙与万物，都是一个“物化”作用的“造化”生机而已。换言之，这个天地宇宙，是一个大化学的熔炉，万物和人，都是这个大化学洪炉中的化物。这个能知之性的神灵妙用，是发动“造化”的能源。但它又被“物化”的引力吸住，混在一起。除非再自觉醒，摆脱“物化”的吸引力，超然物外，回归道体，才是究竟。

  由此类推，不但天地万物都属于外物，就是我们所认为是我现在生命的人身，也同样是外物，但有使用权，并没有拥为已有的主权。例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学性口头语：“身外之物，并不在乎!”其实，大家忘了这个偶然暂时占有的人身，也只是“心外之物”，你更无法永远据为已有呢!所以当你现在拥有此身，就要好好的“诚意、正心”去使用它，为己为人，做一番自利利他“明德德。这才是“物格而后知至”的“明明德”之学。

  那么，此身如何去修呢?我们既已知道了身亦是物，但这个现在已经是我所依的身子，虽然和我好像是分不开彼此的一体。事实上，我的“能知”之性，并非属于这个身体。只是在此身内外任何一部分，都共同依存有“能知”之性所分化的“所知”和感觉的作用而已。不过，在普通一般人，没有经过“知止而后有定”而达到“静、安、虑、得”的学养境界，就不会了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层次。因此常都由“所知”的分别思维作用，被身体生理的“感触”所左右，随时随地落在“感觉”所起的情绪之中。即传统文化所谓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作用上打转。到了汉、魏以后，佛学东来，又加上由“色、声、香、味、触、法”所起的六欲作用。所以在唐、宋以后，统名叫做七情六欲，它左右了人的一生。

  那么，在这个人身生命中，当他和“身外之物”的物质各种环境接触，以及和人事的互相交触感受的时候，便随时引发了喜、怒、哀、乐等情绪。其中的关键作用，那便是上古儒道本不分家所说的“炁”(气)。所以从曾子以后，由子思再传的弟子孟子手里，就极力主张“养气”之说。孟子所谓“志者，气之帅也”，便是说明“所知性”所形成的意志，可以作为主导情绪统用。如果能够把义气“直养而”，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变成“浩然正气”。但也须要有一步一步的实证程序，并非徒托空言就可做到。这在《孟子·尽心篇》里，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姑且不加详说。因为我们现在所讲说研究的，是孟子的太老师曾子的原本《大学》，不是讲曾子的徒孙孟子的学问。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来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而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便开始扼“诸子百家”开放思想的发展了。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这个阶段，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是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一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贪财好色，奸酒使气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之，我们为了讲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一节，就来引用历史家庭大多陷于“家不能齐”的事实，作为说明。因此，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那就离题更远了。所以，先到这里煞住为妙。况且研究历史，不免容易引发感慨，尤其要把经(“四书”、“五经”)史合参，鉴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不讨好了!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船山)《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

第一篇 开宗明义
第二篇 七证的修养功夫
第三篇 内明之学
第四篇 外用之学
第五篇 内外兼修之道
第六篇 齐家治国
第七篇 治国平天下
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第九篇 西方文化与中国
南怀瑾先生著述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