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降生的第五十七天，我亲妈抱着我，坐上一辆有轨电车。
那是一个快乐的傍晚。街上刮着快乐的风，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喇叭放着快乐的歌，有轨电车里拥挤着许多快乐的人。好像我亲妈故意这么选择的：在一个快乐的时刻，把我送人。
天色半暗半明，有轨电车车厢里乱哄哄的，像嗜杂的蚂蜂窝，我亲妈混迹其中。为引不起旁人的怀疑，她把我裹得很严实，一条洗干净的盛过面粉的口袋装了我，外面用毛毯包得严严实实。我亲妈抱我的方式也很特别，不是头冲上抱着，而是夹在腋下，乍看像夹着一个无关紧要的包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风纯朴，老人、孕妇和抱小孩的乘车，一准有人让座。可我很年轻的亲妈夹着个包袱一样的东西，所以没人搭理她。
那天正好是阴历正月十五，俗称元宵节。黄昏时天空开始飘扬着稀薄的雪花，柳絮一样地飘飘洒洒，落地上变作水，浸泥泞了马路。南市一带的家家户户部在煮元宵，放鞭炮，街上行人少．稀稀拉拉的，碰不到几个。路灯朦胧的光晕在雪花飘舞之间若隐若现。
我的亲妈穿着黑呢子大衣，毛围巾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紧搂着用毛毯和一条面粉口袋裹着的我，鬼鬼祟祟地在和平路下了电车。从和平路到她要去的南市的一个胡同需要走二十分钟的路，大概她生平头一回踏入这种地界，街道狭窄昏暗，两边拥挤着破旧的平房，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息。不像她临时租住的马场别墅，那里原先属于外国租界，洋楼一幢挨着一幢，马路宽阔而明亮，晚风像香水那么怡人。就这样，我的亲妈忍住鼻息，如同愉了别人什么东西那样，惊恐万状地穿过寂寥肮脏的马路，精致的高跟皮鞋踩着泥水，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大约十几分钟后，她抱着我走进南市一条黝黑胡同，胡同很长，阒无一人。胡同尽头有个大杂院，院子中央是片阴暗的天井，七八个半大小子正在天井里放炮，他们点燃引信，拿在手里．当引信快要燃尽时，猛往天上一扔一一“砰”地一声在半空炸响。另外还有四五个女孩拎着灯笼灯在天井里转圈。灯是由四块玻璃围成的，里面亮着一根洋蜡。女孩拎着玻璃灯，嘴里唱着童谣：“打灯笼找小孩儿呀，你不出来，我走啦……”我亲妈闪躲着绕过那些孩子，沿“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了三楼，走进西南角一间屋子，轻而易举地把我托付给大杂院一个孤独的老女人一一后来我一直管她叫“奶奶”。
她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我不知道。临离开时，我的亲妈碰都不碰类似包袱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她根本不打算看我最后一眼，然后抹着不知是否真实的眼泪匆匆而去。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所以，我一生从未叫过“妈妈”这个据说世间伟大的字眼儿。亲妈走后，“奶奶”揭开外面的毛毯，褪下面袋。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子平躺在面袋里手舞足蹈。同时，他意外撞见一张陌生而且皱纹纵横的脸，”哇”地一声哭喊出来．声音极纤细，像小太监。老女人抱起我，频频吻我的脸蛋，哄我：“喔喔，我的宝贝心尖儿，别哭啊，让奶奶给你吃个个(乳房)。”遂解开怀，掏出丝用般筋络累累的乳房，将干硬的乳头塞进我嘴里一一从此我算拥有了母爱。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和不是亲奶奶的奶奶躺在同一被窝里，叼着她干瘪的个个，枕着她鼓胀的大肚子入睡。大院里的大人和小孩叫我“野种”。我曾经傻兮兮地追着问他们：“‘野种’是什么?”他们抿嘴笑而不答，我又问：“我的爹妈究竟长得什么样?他们在哪儿?”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你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继续追问：“石头缝里也能生出小孩吗?”他们又笑，这回像中了邪似的开怀大笑。笑完又说，“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不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你跟他一样。”我听完，倍感自豪。回家后，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奶奶。奶奶说，“甭听他们胡咧咧，人哪有没爸没妈的，你有!”我很激动，说，“我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奶奶说，“去照镜子，你自个儿什么样，你爸妈就长什么样。”我拽着奶奶的衣袖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管我，不来看我?”奶奶眼窝里忽然涌出泪花，她用另一只衣袖揩干，说，“你妈叫我管你，你听奶奶的话就行啦。”
不管怎么说，长大以后我从未觉着有爹妈有什么好处。大杂院里和我一般大的秃子、来宝、发面饽饽都有爸妈，他们常常挨爸妈的臭骂和臭揍。秃子他爸下手最狠．拿皮带抽，打得秃子脑袋上经常鲜血淋淋。伤口刚结了痂，又被他爸爸的铜皮带头抽开，所以秃子的脑袋像块沼泽地，长不齐头发。来宝他爸打他的方式最黑，不拿拳头打，不拿皮带抽，用火筷子烫。先把火筷子插进煤球炉子里，烧红了，照着来宝的胳臂就一下。一阵臭烘烘的烤肉味散去，来宝的右胳膊上就肿起一道血包。来宝的胳膊上有两道血包，我的这些小阶级兄弟啊，个个都那么惨，就因为他们有爸妈。我没有，我是野种，没人管束没人揍，这样，我的童年很自由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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