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者面前约束言行是古罗马人及后人极为看重的另一品质，以拉丁语“gravitas”(字面意义为“沉重、重要”)表示。对老布鲁图斯(theolder Brutus)、尤利乌斯‘恺撒等元老院议员来说，这一品质尤为重要，他们因具备这样的品质而声名远扬。无论是否确有其事，李维希望通过强调这一点教育他所处的时代，提醒人们重拾古罗马的道德意识――是这种道德意识成就了一个强盛的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治影响可以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们身上看到。帝国的版图以德意志地区为核心，也包括欧洲其他一些地区，是由一群公国、侯国和其他政权组成的政治联合体。每一任帝王都声称自己从查理曼大帝(Frankish king Charlemagne，公元800年圣诞节加冕)那里继承了罗马皇帝的光荣血统。**位使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oly Roman Emperor)头衔的是奥托一世(Otto I，公元962～973年在位)，他和他的后任者以此表明他们承袭了古罗马的辉煌和政治力量，尽管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已和从前大不一样。 中世纪国家的世俗政府常常使用罗马行政长官的头衔，如佛罗伦萨当时就使用“consul(执政官)”这个词。今天很多地方的高级立法机构还叫做“Senate(参议院)”，教会和法律系统中也还在使用“Procurator”这个词，但它表示的头衔和官职与*初“管理帝国行省”的职责已相差甚远。古罗马不仅留下数量可观的官衔，其“制衡”的政治观也对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罗马通常有两名*高行政长官，互相可否决对方的政令，与之相似，美国政府三权分立，各权力机构互相独立又互相监督。法国大革命期间诞生的法国**部宪法与罗马共和国早期法律的形式、语言**相似，有些用语甚至接近一样，如创建的新政府叫做“Consulate”(执政府，但只有一名执政)，“senatus consulte”(元老院法令)负责批准法律。如果革命派们在保留古罗马法律形式的同时也保留罗马“制衡”的精神，也许就不会有雅各宾派的恐啼统治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血腥行径了。 文化方面，寺庙将许多古代作者视作教育楷模，鼓励僧侣借鉴古代典籍。作品是否受到推崇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教育意义，是否能够给予儿童指导，为他们进入教会、政府或军队做准备。即使是异教作品，只要能引导年轻人的道德观，教授他们生活的技能，也会受到尊重。如此热情、包容的态度使大量希腊语、拉丁语古典作品得以传世。古罗马人**崇拜古希腊作品，在传承希腊语典籍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古罗马作家都以希腊语写作，在一些希腊化的省份尤其如此。一些碑文(如歌颂奥古斯都大帝功绩的碑文)也以两种语言写成。到了哈德良时期，罗马虽然(暂时)还是政府所在地，但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多元的居民使它失去了文化及品位优势地位中心的地位。这一点从哈德良身上就可以看出，他游历甚广，还发行了一系列硬币，以拟人化的图像配以文字表现各行省。 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学术、艺术、科学的全面繁荣时期。文艺复兴的主要驱动力是人们对古代的好奇心，以及对古代政府形式、古罗马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科学家思想的渴求。在学者们的推动下，古代典籍，尤其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哲学和历史作品，被忠实地复制、传播，相关研究日益深入。人们还疯狂收集古代的硬币、宝石等物品。这种热情大大增加了对古代典籍的需求，催生了大量摹本。当时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也从古罗马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创作出大量陶瓷、绘画、雕塑等艺术珍品。包括多纳泰罗(Donatello)、曼特尼亚(Mantegna)、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大师都在古典作品中汲取了无尽的能量。德国发明印刷术后迅速传至意大利，这大大促进了古典作品的研究，在威尼斯，学者和出版商推出大量“首版”作品。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和他的儿子们是当时**有名的出版商。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古典作品不再专属于抄写典籍的僧侣们，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得到古代作品的副本。P18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