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教育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严谨的结构，记述了作者在中国教育改革之路上的成功和失败，目的在于让中国的家长、老师、学生以及更多关注中国教育的人们明白，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改革如此重要，以及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现实的。作者通过“耶鲁之路”“从北京开始”“新的旅程——深圳”“筑梦”“回到起点”“重拾信念”“教育新实践”“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中国创新阶段的未来”等等，从中发掘到关于教育的真正意义。本书对进一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学勤，加拿大籍华人，毕业于1999年耶鲁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曾任联合国驻阿富汗官员。于2008年应时任深圳中学校长王铮的邀请，建立深圳中学出国体系，并担任深圳中学校长助理；2010年王铮校长调回北京担任北大附中校长，江学勤又应邀建立北大附中国际部,并担任北大附中校长助理/国际部主任。
作者经常接受国内、国际各大媒体的采访，并在《人民日报》《CNN》《BBC》《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系《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教育专栏作家。

写在前面的话
序言
第一章 耶鲁之路
第二章 从北京开始
第三章 新的旅程――深圳
第四章 筑梦
第五章 回到起点
第六章 重拾信念
第七章 教育新实践
第八章 体验创新――以色列之行
第九章 中国创新阶层的未来
附录：学生来信摘编

    2008年我刚到深圳中学不久后，在9月下旬的某一天，我面试了每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学生。其中有个学生叫孙中靖，他是一个只要一傻笑就会露出牙箍的高个子高一男生。
     “你为什么想出国？”我问孙中靖。那是某个周五下午的1点10分，之前我已经花了一整个星期问学生们一些基本的问题，然后不断得出相同的答案。甚至孙中靖还没有开口，我就已经可以猜到他的回答：他想出国是因为他不喜欢中国填鸭式的高考教育体制；或者是，因为他的父母觉得一个常春藤的学位能让他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好工作；又或者是，因为进入一个好的美国大学比进入一个好的中国大学更容易；再要么就是因为这所有的原因所以他要去美国读大学。
     “因为我想当一名厨师。”孙中靖傻笑着，露出了他的牙箍。
     “你想当厨师？”我斜着脑袋，扬起双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让我来理清一下思路。你想要你父母在这四年里，每年花50 000美金供你学一些每年最多只能挣1000美金，而且有一半中国人不用学就已经会了的东西？如果你想当厨师，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个师傅跟着学？为什么你要去美国学当厨师？”
     “我想当一名好厨师。”孙中靖继续露出他那经典笑容。
     那天夜里，孙中靖傻笑的样子不断在我脑海里出现。没错，他的想法和他的笑容一样傻气，但至少那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他父母的。至少当他的同学们都习惯走爸妈为自己早已铺好的路、随波逐流的时候，他还保有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至少，他没有想当一名理发师嘛。
     第二天我找到了孙中靖，“你真的想当厨师？”我问他，“你确定？”
     “是的，我一直都想当厨师。”孙中靖回答，“我从小就开始这样想了。”
     “为什么？”
     “我觉得烹饪是一门艺术，就像舞蹈、音乐和画画一样，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它也能让我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我不知道你有多认真。”其实我心里很想拒绝我所听到的一切，“不过我这有个机会能让你向自己、向我证明你到底有多认真。我要开一家由学生管理的餐厅――你有兴趣吗？”
     “算我一个！”
     “就这么定了。”我说。
     当我告诉王铮我想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我就清楚团队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我听说许多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大都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团队合作能力。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因为我从没有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上学对我而言就是一项独立的活动，而我正好擅长考试与写文章。但生活终归是由一系列需要与人协作才能完成的活动组成的，可是学校教会我的，却是我可以忽略那些分数比我低的人。我不希望学生们再走我的旧路，所以我想在深中多开设一些能提升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的活动。
     为了满足他们广泛的兴趣，我开展了三项活动：为有志成为企业家的学生创建了一个由他们自主运营的餐厅；为希望成为作家和记者的学生创办了一个中文日报社；为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学生创立一份英文月刊。
     这些活动之间其实都有着共同点。首先，它们极具挑战但费时耗力，所以学生们必须要通力合作才能成功。其次，这些活动都有及时的反馈机制：学生可以通过餐厅的收益来评估自己的表现；刊物的发行量则能考核学生在日报和月刊的投入与专业度。最后，如果学生在这些活动上投入越多，他们对这份工作就会愈发熟悉、擅长，而这种擅长是永无上限的，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给学生设定具体的目标。
     起初，我以为自己能猜到哪个活动会办得最成功。我认为最快见效的肯定会是餐厅，因为人人都没法抗拒金钱的魅力。他们越努力工作，赚的钱自然也就越多。而日报，因为投入大却没有薪酬――所以我觉得它的成功率极低。尽管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日报很快就在学校内名声大振，而学生餐厅反倒是困难重重。
     学生餐厅遭遇挫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低估了开办一家餐厅的难度。我们才发现原来开餐厅是需要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可卫生局不愿意为我们发放执照。所以，我们打算改开一家咖啡屋。“不过这里没人喝咖啡，”孙中靖告诉我，“我们都只是高中生。”
     “那我们就做饮料。”我说，“在西方，咖啡屋是一个为有创造力的人群提供思想分享与交流的地方，就像论坛一样。深中的咖啡屋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能让学生们自由畅谈、讨论想法，一个满载创意的地方。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应该会挣不少钱。”
     为筹建咖啡屋，我把24名学生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负责咖啡屋的设计和装修，为此他们几乎走遍了深圳和香港的所有咖啡馆；第二组负责提供服务，因此这些学生都分别到深圳不同的咖啡馆或餐厅里当实习服务员；第三组负责做果汁饮品，所以我们也专门邀请了专业的厨师到学校为他们培训。而整个过程中，三个组的学生需要一起协作，对筹建、运行咖啡屋的成本开销做出一份预算。
     “学校会出资把咖啡屋建起来，然后免费租给你们――但是你们得自己买家具和冰箱这些设备。”我告诉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投资咖啡屋，而资金投入的多少则会决定你们今后的投票权和利润份额。”
     尽管办咖啡屋是经学校批准筹办的活动，但我还是想让这个活动尽可能地贴近现实，所以我打算让学生们自掏腰包。投资的风险会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活动中，就像那群出国的学生因为自己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所以会对出国留学中心备感珍惜一样。
     可是学生们不愿意投入自己的零花钱。
     “嗨，我们只是需要你们每人投入几百块钱而已。”一次周会的时候我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你们想成为企业家。而企业家们都清楚，要赚钱首先就得先花钱。”P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