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巨匠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中国古代文学巨匠》由徐潜主编，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编者想通过这本图书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展示出来，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今天振兴民族文化，创新当代文明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
本书介绍了：竹林七贤、杜甫、苏轼、陆游、曹雪芹。

讲述的是：陆游，南宋诗人。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后世诗人有“最尚杜工部之系心国民”之语。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曹雪芹，清代小说家，有名文学家。爱好研究广泛：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后因家庭的衰败而饱尝了人生的辛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稿子。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合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
《中国古代文学巨匠》适合大众阅读。

一、名士风流——竹林七贤
二、诗中圣哲——杜甫
三、文坛全才——苏轼
四、铁马秋风——陆游
五、红楼绝唱——曹雪芹

    一、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位名士。他们常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附近)的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影响逐渐传播开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更是魏晋时期文人精神理想的一种象征。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同年十月，东汉献帝无可奈何地以所谓 。“禅让，，形式交出了皇位，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然而，还不足半个世纪，尚未饱尝皇权之乐趣的曹氏家族便不得不面临一场被司马氏家族取代的悲剧。
     司马氏是汉末河内望族，这个家族的几个成员，特别是司马懿，曾经在抗击东吴、蜀汉的战役中表现突出，为曹魏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曹魏统治者的重用。公元226年，曹丕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儿子魏明帝曹？托给司马懿和曹魏宗室的大将军曹真等人辅佐。公元239年，曹？去世，年仅8岁的曹芳继任，改元“正始”。由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随着他们威望的日增，他们的欲望和野心也日益膨胀，为谋求更高的权位，司马懿和曹爽展开了政治上的较量。年轻的曹爽先下一城，奏请当时的皇帝曹芳降旨，封了司马懿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傅，架空了他的权力。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则将计就计用在家装病的方法来麻痹对方，暗中等待时机，准备发动致命一击。公元243年，大将军曹爽随皇帝曹芳外出扫墓，托病在家的司马懿抓住了时机，迅速组织力量屯兵司马门，控制了京都，史称“高平陵之变”。在这场政变中，司马懿将曹爽兄弟及其僚属尽数杀戮，夷灭三族，从此控制了曹魏政权。
     司马懿死后，继承他事业的长子司马师更是把朝廷变成司马氏一家的天下，不仅安插大量亲信在重要位置任职，逐渐铲除尚在内朝的曹氏残余势力，而且还废黜了不太听话的魏帝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不久，司马师病死在许昌。他的弟弟司马昭继之执掌朝政，被封为晋公。此时，司马氏集团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公元260年，威权日去又不胜其辱的曹髦，竟以皇帝之尊，亲执刀剑，率领近侍和僮仆数百人，鼓噪出宫，讨伐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死党贾充、成济等人刺杀于南阙之下。
     公元262年灭蜀之后，司马昭的功勋达到极点，被封为晋王，出入戴皇帝旒冕，使用皇帝仪仗，在封国内自行设置官员，实际上已成了不登皇位的皇帝。
     司马昭去世后，其长子司马炎承袭其位。他不像祖父辈那样躲躲闪闪，在元帝曹奂咸熙二年便指使王沈、贾充、何曾等人，用当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方式，把曹奂赶出皇宫，急不可耐地登上皇位，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
     司马氏集团在利用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给自己戴上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的假面具。他们捡起被人们遗弃的纲常名教，遮掩其篡位的阴谋，拉拢约束自己的党徒，诛除异己。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于是，远离政治斗争的核心，避免对政治问题的争论，遁形于山林，明哲保身，便成了当时士人的选择。“竹林七贤”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士人团体。他们常常在竹林中聚会，纵酒行乐，谈玄论道，过着潇洒倜傥的生活。
     众所周知，玄学的理论基石经历了从“贵无”到“崇有”，再到“虚无”的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玄学家从政治改革寻找出路，转向为士族文人自身寻找人生精神归宿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玄学“有无”之说的探索演变过程，正是士人对于“名教”和“自然”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比较遴选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土族文人关于“名教”和“自然”的选择，正是玄学关于“有”和“无”的政治哲学在士人政治生活选择中的投影。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统治权威的确立形成，随着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第一代玄学元老的先后离世，玄学政治主题也基本宣告结束。这个事实告诉人们，无论统治者按玄学家所设计的那样，以“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来进行统治，还是玄学家自己以“平淡无味”的态度面对社会政治问题，都是行不通的。
     对于嵇康、阮籍等竹林文人来说，讨论政治问题不但危险，而且有些奢侈。因为这时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宇宙的本原和理想人格的问题，而是在改朝换代的复杂时期，士族文人的生存问题和他们的精神寄托问题。他们拿起了王弼哲学中的“崇本息末”的理论武器，用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本”即是士族文人自身的精神支柱，一个只能存在于纯粹意识世界中的自我；而此时的“末”则包括所有那些现实世界的利益和枷锁，即所谓“名”。于是，王弼“崇本息末”的理论就被嵇康、阮籍等人明确而正式地改造和理解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玄学的政治主题也就自觉地演化为人生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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