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歌赋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共同为中华文明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徐潜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包括五部分内容分别是：《诗经》、屈原与楚辞、乐府民歌、司马相如与汉赋和《古诗十九首》等内容。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颇丰，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至今为人民珍视的乐府诗，就是那些来自民间、描写民生疾苦、真实地揭露封建社会种种矛盾的乐府诗歌，即乐府民歌。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中国古代诗词歌赋》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徐潜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是以知识点为话题的图书中，图文并茂，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

一、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二、屈原与楚辞
三、乐府民歌
四、司马相如与汉赋
五、千古五言之祖――《古诗十九首》

    二、《诗经》的收集与流传
     （一）振木采诗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至公元前6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问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这些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千里的作品是怎样搜集、汇总成册的呢？先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古代有采诗说。
     汉代的历史学家提出关于周代时有“采诗”制度的说法。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就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目的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代记载“采诗”之说的还见于何休的《公羊传》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十六）关于“采诗”和“采诗”的目的，与班固《汉书》记载大致相同，惟说“采诗”者是男女年老无子的人，而不是“行人”，或者方式不止一种。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官府来主持采诗工作，靠一己之力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搜集乐章的需要。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按照当时制度，举凡在一切祭祖、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举行各类仪式、礼节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专门设有乐宫“太师”等，乐宫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时，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一些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
     （二）献诗 《诗经》中还有很多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的政治讽谏诗，是如何得来的呢？即通过所谓“献诗”的渠道，而汇聚到当时朝廷中来的。献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考查时政，命诸侯百官献诗。宋朱熹在《诗集传·（国风＞注》中认为“风”诗是诸侯采来作为贡物献给天子，天子得到后就拿给受乐官看，通过这些诗来考察民风的好坏，以此来了解政治的得失。采诗与献诗，目的是一致的。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王朝是有让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