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屑山

   ★要看看你是如何长大的吗？
    ★俄罗斯的《安吉拉的骨灰》，反思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
    ★无论生在何时何地，你始终可以选择做一个体面人
    ★在迷雾中探究爱情、成长、亲情的真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倾情推荐《面包屑山》

苏联小姑娘伊丽娜？戈罗霍娃出生于冷战前后的苏联，她目睹了在国家对“光明未来”的虚假许诺中社会方方面面虚伪而扭曲的生活，描画了苏联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精神生活的真实状态，反映了苏联年轻人追求自由的理想与传统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伊丽娜在这样的环境中奋力成长，勇敢地透过谎言探索着真相，理解着成长，爱情和生活的真谛，寻求着幸福并最终获得了幸福。

伊丽娜？戈罗霍娃
冷战时期生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二十四岁时与一个美国人结婚并来到美国，在美国获得语言教育博士学位，在新泽西从事写作，并在多所高校教授英语、语言学与俄语课程。

第一章伊万诺沃
第二章我母亲的丈夫们
第三章Vranyo,“假装”的把戏
第四章我家乡下的房子
第五章列宁与松鼠牌巧克力
第六章戏剧
第七章一般过去时
第八章蘑菇
第九章关于爱情
第十章人体解剖
第十一章大河之险
第十二章一堂俄国古典文学课
第十三章列宁格勒游
第十四章工作
第十五章白夜牌香水
第十六章克里木半岛
第十七章获知助推器
第十八章等待
第十九章结婚
第二十章告别
后记
致谢

         第九章 关于爱情
    我五年级的文学老师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双小脚，上课时像个轮子一样从教室这头滚到那头。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短腿”。她和我们的英语老师恰好相反，我们的英语老师又高又瘦，讲课时很少走动。
    跟着短腿，我们学习俄国文学之父，学习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在普希金的作品里没有多少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就是一个俄国诗人，他轮廓清晰的面庞和一头鬈发为苏联的每一个学生所熟悉。柳德米拉伊凡诺夫娜烫得紧致的发卷紧贴着她胖乎乎的脸蛋，她授课时敢于讲一些学校不允许讲的内容：她为我们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贞洁的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她的这种分析超出了课文的范围。
    “达吉亚娜喜欢爱情小说，”短腿柳德米拉充满激情地说，享受着我们难得的关注，“她读法文小说，就像那时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把自己沉浸在年轻的伯爵和苦苦等待的姑娘之间那种充满冒险的爱情故事之中。”
    我们竖起耳朵听“爱”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被提及过，至少是表达“恋情”这个意义时。我们听到的都是爱祖国、爱共产党等，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爱。达吉亚娜是俄国文学中贞洁女性的典范，短腿老师竟然说人家喜欢黄色小说。
    “你觉得达吉亚娜懂得如何接吻吗？”我悄悄地跟我的同桌拉丽莎说。我们班三十个人，每两个人一个书桌，教室不大，显得很拥挤，当4月的阳光斜射进教室时，便能看到灰尘在条条光束中旋转。“我是说在她嫁给那个将军之前。”
    拉丽莎咯咯地笑了，然后，她困惑地皱起了眉头。如果达吉亚娜都能表现出这样令人诧异的轻率行为，那么，谁知道还能相信什么呢？
    短腿沐浴在我们集中的注意力之中，挥舞她的短胳膊，转着眼珠，来传达这位法国伯爵夫人的悲剧故事。她两眼放光，发卷晃动，愤愤不平、得意洋洋地谈论这个难以启口之爱的故事。
    我当然知道那种爱，尽管母亲和学校假装这种爱不存在。毕竟，我明年9月就十二岁了，要上六年级了。在我的院子里，这个一切都更真实的地方，我看见这种爱就潜伏在楼梯间的暖气片中，那些十六岁的少年在那儿拨弄着吉他的音弦，吟唱着心碎衷肠，点燃的照亮了黑暗。
    我们沉浸在普希金带来的狂喜中，柳德米拉渐入故事的高潮，我们听得兴致盎然，突然教室的门开了，只见校长一如既往地板着面孔走了进来。我们的校长高挑个子，对人很严厉，不苟言笑的脑袋上堆着一个鸟巢似的发式。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见她笑过。她坐在教室后面的一个空座位上，例行她这种突然袭击似的课堂检查。
    短腿突然停下了她在教室这个临时舞台上走动的脚步，我们注意力焦点的转移让她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我在桌子底下用腿踢了踢拉丽莎，她把眼睛斜向我这边，眉头皱了起来。有校长在我们身后，谁也不敢吭声，悄悄话就更不敢说了。
    我们能够感觉到柳德米拉的难堪和苦恼。她绯红的脸庞上不断地渗出汗珠，弄湿了她好看的头发，发卷紧贴在了鬓角上。经过了片刻死寂般的沉默，柳德米拉才拼命从法国宫廷的趣闻轶事中挣脱出来，重新回到妇女在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上，她的声音霎时间变得平淡乏味了。
    我用自来水笔在书桌上涂写，因为紫色的墨水很难从桌子上擦掉，我这样做很差劲。我在写“爱”这个词时，把钢笔尖用力地划进木头里，这样，我写下的这几个字母便能从别的同学所涂写下的有关对老师和生活的评论中间显豁出来。粗粗的还带着墨汁的笔迹，宛如柳德米拉没讲完的故事中那些年轻恋人跳动的心那般鲜活。
    关于19世纪俄国妇女的作用的内容轻轻地飘过我的耳际，飘到了窗外，从教室屋檐上垂下的冰棱把阳光折射成七色的彩虹光斑。等会儿下了课，我将飞快地跑出教室，跑下楼梯，然后调整呼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走廊，走过第十一教室，那里有七年级的学生在上星期四的动物学课。如果走运的话，我可能碰巧看到尼古拉？格罗莫夫，两个星期之前在衣帽间朝我微笑的那个男孩。
    尼古拉刚刚脱下红领巾戴上了团徽。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十四岁了，一到这个年龄，每个学生就都会从少先队员变成共青团员。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会在衣帽间里对五年级的新生微笑。
    下课铃让柳德米拉松了一口气，她用不着再去费力地给俄国革命前那一僵死的社会体制吹进生命的气息。我们大家都没有动，在老师没有喊下课之前，我们是不能动的，校长的在场更是提醒了大家要遵守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校长庄重地站了起来，整理起她在课堂上做的笔记，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学校有什么活动时她会在台上用麦克风讲话，除此之外，我想我从没在其他时候听到过她讲话。
    “下课。”柳德米拉叹息着说，说完她在讲台边坐下来，开始翻看点名册，她胖胖的手支在前额上。在我经过讲台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看到她胖乎乎的手指在颤抖。
    今天，我们虽然两点二十分就下课了，可是我们都不能回家，学校要召开每季度一次的少先队员会议。为了确保到场的人数，两点以后学校的门就上锁了。副校长站在大门口，只允许脖子上没有红领巾的共青团员们走出学校。我们班的两个男同学想混在一群共青团员中间溜出去，结果被副校长逮个正着，他关上门，把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坐在门厅的窗台上，急切地注视着正在衣帽间里穿上衣和靴子的尼古拉格罗莫夫。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要换上校鞋，校鞋存放于挂在指定位置的衣物包内。尼古拉格罗莫夫的包挂在属于高年级班的最里边的角落，在他粗糙的亚麻布包上，用红线十字绣着“格罗莫夫”几个字。
    尼古拉朝门口走去，看也没有往我这边看上一眼，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高高的身影嵌在钻石般的阳光中，门即刻就被关上了。从窗户污浊的一角，我看到尼古拉迈着他仙鹤般的长腿，跨过一个个的水潭，横穿过了操场上灰色的跑道。
    操场上到处是轻软的、脏兮兮的雪堆，是把自己裹在皮袄里刚刚度过的这六个月漫长冬天专享的记号。在那些最寒冷的早晨，妈妈用围巾裹住我的脸，把我的嘴和鼻子严严实实地遮起来。我乘坐的公共汽车颠簸在被冰层覆盖的路面上，一路开过封冻的运河、光秃秃的树木和积雪覆盖的纪念碑。这就是冬天的列宁格勒镌刻在人们记忆中的东西：我的呼吸把结霜的汽车玻璃化开了五戈比硬币大小的一个圈，从这透出亮光的小圈里望出去，外面一派晶莹剔透的景象，像是一颗精雕的宝石。
    在这积雪快要融化的春天，尼古拉格罗莫夫，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孩，就这样当我不存在似的，走出了学校。“少先队员会议将在五分钟以后召开。”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娜塔莎热情洋溢的声音。娜塔莎是学校少先队员活动的组织者，今年二十岁了，可她仍然戴着红领巾，行为举止像是一个要积极努力争取五分的五年级学生。五分是对十全十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工作和学习所能给予的优选分。我的英语和俄语都是五分。短腿柳德米拉称赞我作文写得好，我的作文能在命题范围内如游击队般迂回插入俄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箴言名句。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在这个学校的两年里，我的各门成绩从来没有得过差强人意的三分，更别说两分或者不及格了。
    我知道尼古拉格罗莫夫也不会得不及格的分数。他的眼睛里闪着内心聪慧睿智的光芒。他比我大两岁，让我觉得他比其他的男孩地位都高，他长长的脖颈和富有节奏的步伐让我相形见绌，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我没有办法从副校长把守的、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所以只能拖着步子走进开会的礼堂，礼堂里已经坐满了穿着褐色裙子和灰色套装的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校服。三到六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这么多学生聚在一起，大家的吵闹声和笑声在墙上回响，在一排排椅子间响成一片。该来的都来了，门上挂锁起了作用。
    “今天把我们大家召集在这里是为了汇报我们这一季度所取得的成绩。”娜塔莎热情洋溢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扩音器传送出来，让我觉得她下面的听众应该是一些更重要的人，而不是我们这群奥克特亚布斯基地区英语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她讲演的才能似乎和她协调我们课外工艺训练项目的能力一样突出，她站在讲台上，显得很自如，慷慨陈词，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组织的领导。”
    塔玛拉库尼特索娃是一个体格很健壮的女孩，身后编着两条细长的辫子，她手里拿着一摞发言稿笨重地走上讲台。一如往常，我们的吵闹声逐渐地小了下来，尽管没有接近平息。对于我来说，塔玛拉的意义接近在于她是尼古拉格罗莫夫的同班同学。她最近也满十四岁了，但她要把少先队的领导工作担任到年底。
    塔玛拉用一种单调枯燥的声音讲到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列举了大会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这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全市所有重要的建筑物上都张贴着写有这些成就的大红横幅。在引用总书记的话概括结束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以后，她开始讲到我们学校所取得的成绩，这一段内容的用词用句比较简单，这或许是她在前一天晚上写作业时抽空写的。我替塔玛拉感到难过，她站在我们对面的主席台上，满头大汗地讲话，而不是跟着尼古拉格罗莫夫一起走出学校挂着大锁的大门。
    这种坠入爱河的感觉遍布我的身心，我想把我对尼古拉的这种感觉告诉全世界。这满满的喜悦，这份流溢的快乐渗入我的一举一动，洋溢在所有对他的新的思考中，我甚至想着要告诉尼古拉。
    我悄悄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这是个秘密的小本子，我用它记下我不能告诉别人的话。比如说，在这个笔记本里，我写下了我想知道母亲是在什么时候从一个敢作敢为的年轻外科大夫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地参加这样枯燥的会议而不想着溜走的工会会员。在这个笔记本里，我也写下了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想要知道上述这一点的理由。是不是我在担心这样的一种转变也会很快地发生在我身上？在担心有一天我会像母亲那样，变得自觉自愿地去开会，而不是跟比我大的男孩们一起去阳光明媚的操场？
    在我不再留意塔玛拉的讲话时，我开始写我对尼古拉的看法，不一会儿，我便意识到我是在给尼古拉写信了。话语从我的笔端倾泻到纸面上，把各种急切的情感梳理成了一封有条理的信。
    在塔玛拉整理起发言稿步下讲台的时候，娜塔莎带头鼓掌，人群中回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的，却又引发了另一波喧闹。此前，娜塔莎一直站在舞台的边厢里，现在，她快步地来到讲台前，用钢笔敲着麦克风。她穿着一条海军女兵式样的短裙，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她的模样真像是我们少先队员中的一员，只是她比我们更有热情。
    “大会的下一项内容与某位同学的个人行为有关。”娜塔莎说，台下的嬉笑声刹那间平息下来。与个人有关的问题在这用封锁校门的方法聚集起的三百多人的会场上提出来，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
    有一个坐在前排的还在下面咯咯地笑着，娜塔莎在台上耐心地等待，一边略带责备地看着台下正在说话的两个三年级学生。
    “尽管乍一看上去，是件小事，可是经过进一步的审视，这问题就似乎显得非常严重了。”所有的笑声都停止了，整个礼堂显得不同寻常地安静。“我现在请五年级B班的辅导老师卢波弗彼特洛夫娜上主席台来，和我共同主持会议。”
    卢波弗彼特洛夫娜是一个体格很健壮的老女人，每天都穿着一身蓝色套装，此时她走上讲台，站到了娜塔莎的旁边。她戴着严厉的厚边眼镜，给她的大块头增添了几分威严。她给人一种权威感，这种感觉像烟雾一样，从台上弥漫到台下，让台下变得安静极了。像卢波弗彼特洛夫娜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用麦克风。
    “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学，”因为这与个人的事情有关，娜塔莎用的是一种低沉的语调，“写了一张纸条，纸条的内容与少先队员守则不相符。”我们都竖起了耳朵在听，就像几个小时前我们上文学课时听短腿柳德米拉讲她的爱情故事一样专注。
    “幸运的是，这张纸条被卢波弗彼特洛夫娜发现了，现在写这张纸条的同学还有机会站出来公开承认错误。”大厅里安静极了，我们甚至能听到外面操场上一年级同学玩捉人游戏的声音。“写这张纸条的同学现在到台上来。”
    台下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声音随着一分一秒的等待逐渐大了起来，与台上权威的氛围融为一体。这时，阳光从礼堂的窗户照射进来，白炽灯的光亮被稀释成淡茶的颜色。
    “上台来，到台上来。”娜塔莎用一种大姐姐义正词严的口吻坚决执着地重复道。台下第三排有一个女孩站了起来，她金黄色的秀发闪着光亮，脸颊红得像她胸前的红领巾。她走上台阶步入权威的领地，慢慢地走向娜塔莎和卢波弗彼特洛夫娜，此时，这两个人都站得笔挺，一脸的严肃。这个女孩立在卢波弗彼特洛夫娜的面前，显得很小，像是有佝偻病似的。她看上去似乎随时都能燃烧起来，很快就会被烧成一小堆灰烬。
    “对不起。”那个女孩说，眼睛看着自己的脚面。
    “大声点。”卢波弗？彼特洛夫娜说。
    “对不起。”女孩重复道，声音提高了一度，她态度诚恳，可却不是乞求的语调。
    “我以后永远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娜塔莎引导着说。
    “我以后永远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那女孩撑开了嗓门重复道，
    那声音尖亮得出奇，像是张得太紧的琴弦，随时都有崩断的可能。卢波弗彼特洛夫娜弯下身子，用手拍了拍女孩的肩膀。那个女孩转身跑下讲台，在我们贪婪的注视和喧哗声中离开了礼堂。“大会结束。”娜塔莎宣布道，她面带微笑，声音中流露出满足。
    虽然会议结束了，可似乎没有人愿意离开，我看到我的同桌拉丽莎被班上的同学们围了起来。她的胳膊肘紧紧地贴在身体的两侧，眯缝着眼，我意识到她正在讲述那个姑娘的事情。不知怎么的，拉丽莎总是知道学校里所有的丑闻，这就是我为什么尽管很想知道有关尼古拉的一切，可却迟迟没有去问她的原因。
    “然后，她把写好的纸条递给那个男孩，我想是一个叫瓦雷里的男孩，结果被老师看见了，一把给夺了过去！”拉丽莎唾沫横飞地说，她的嘴角也聚着细小的唾沫星子。
    此时，我想起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伊丽娜彼特洛夫娜和我们俩曾讨论过的那个词“隐私”。我甚至还记着她英语课本中的那句话：“在她的母亲搬到街对面住以后，海伦和她的新婚丈夫就失去了隐私。”这句话甚至连我的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可是在此刻，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变得很清楚了：海伦和她的丈夫失去的隐私，正是这个金发女孩刚刚失去的东西。住在街对面的海伦的母亲就像是卢波弗彼特洛夫娜，她拿到了那个女孩写给男孩的纸条，害得这个写了纸条的女孩在全校同学面前道歉认错。我真想现在就坐上一辆电车，去告诉伊丽娜彼特洛夫娜我的发现，这一甚至连她厚厚的牛津词典中都没有的新知或许能对她有所启迪。
    “纸条上写了什么？”五年级C班的蒂娜从人群中挤到拉丽莎的身边问。
    拉丽莎撅起嘴唇，停顿了一下，吊吊大家的胃口。拉丽莎是专享掌握着这一信息的人，她注视着大家的这一刻，围挤着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我爱你。K.”她在终于宣布了这个秘密后，咯咯地笑出声来。“她的名字叫基拉（Kira），”她急吼吼地说着，几乎被自己说的话噎住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谁写的了。你能想象吗？就在上课的时候，在这么多同学们中间，写下了‘我爱你’！那个被爱的男孩瓦雷里，立即就告诉了老师这张纸条是她写的。”
    “真是个傻瓜！”维克多说，维克多是我上数学课时的同桌，每个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傻瓜指的是基拉，因为他用的是阴性形式“idiotka”。
    “在她被逮个正着的时候，她否认是她写的，”拉丽莎继续说，“可是，这个瓦雷里告诉老师纸条是她写的，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现在，我很庆幸我没有告诉拉丽莎我喜欢尼古拉。就像娜塔莎和我母亲一样，拉丽莎似乎也不怎么懂得爱情。我父亲懂吗？父亲要是看了我在小本子上写给尼古拉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如果写纸条的人是你，你怎么办？”蒂娜追问道，现在她已经挤到了前面，就跟拉丽莎面对面站着，“你愿意被弄到台子上，站在卢波弗彼特洛夫娜的面前吗？”
    “我绝不会写那样的纸条。”拉丽莎说，她松开捏着的拳头，两手叉在腰上。她环视着围着她的同学，看看是否有人敢对她的品行提出质疑。“即使我写了，我也不会在课堂上把纸条递给他。”
    我写给尼古拉的信也有悖于少先队员守则，就珍藏在我的笔记本里，无论是娜塔莎还是卢波弗？彼特洛夫娜都不能让我为此而道歉。如果我把写下的语句再加上韵脚，那就会像普希金的达吉亚娜写给奥涅金的信那么美了。
    尼古拉会读这封信，它被工整地抄写在信纸上，后面署有我的全名。这封崇高而充满尊严的信，会永远萦绕在他的心头。当他人到中年快满三十岁的时候，读到这封信时，他会意识到他错过了什么美好的东西，当时他只要伸出他的手臂，只要朝我在的这个方向看上一眼，他就能触摸到这一美好。他会意识到这爱是多么广阔，又是多么简单，它就生发在学校走廊里离他不远的地方。
    不过，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像普希金的达吉亚娜一样，我那时已为人妻，忠贞不渝。一切都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