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范儿

    《万历范儿：历史哈哈镜·明代潮人志》共分六章，分别从皇家、官员、文人、市井、科技、军事等六个层面，选取了十六个重点历史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慈圣太后李彩凤，官员徐显卿、王锡爵、徐泰时，戏剧家汤显祖，文人李贽、徐渭、徐霞客，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李时珍，徐光启，赵士祯，将领李成梁和两个儿子李如松、李如柏，以穿越的方式，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雅致风貌和别样繁华，以及一个时代的复杂心声和悲欢故事。

第一章 皇家恩怨
紫禁城里的爱恨传奇
朱翊钧 宅男皇帝的非主流生活
好心的皇帝 温柔是一种施政美德
放纵的皇帝 青春期的轻狂和愤怒
贪则的皇帝 金钱是最值得信赖的奴才
好色的皇帝 青春的失控和纵欲的惩罚
可怜的皇帝 难言之隐下的傲慢与偏见
痴情的皇帝 后宫之爱的寂寞和遗憾
李彩凤 慈圣太后的家道和佛缘
幸运的民家女 从婢女到太后的华丽蜕变
虔诚的佛教徒 念佛的痴和造寺的狂
人造的假菩萨 孝心催发下的政治造神运动
第二章 宦海沉浮
士大夫的官宦生涯和情趣生活
徐显卿 官宦生涯三部曲
科举 从生到士，从民到官
做官 从翰林院编修到帝王师
致仕 从吏部右侍郎到田园真名士
王锡爵 赏心乐事谁家院
谈心 禽鸟之音何时休
听戏 曲尽其妙水磨调
说人 天生他材必有用
伤怀 酸酸楚楚无人怨
徐泰时 诗意栖居人地间
造园意趣 让布局充满诗情画意
雅陈清供 让艺术成为生活本色
雅集文会 让聚会分享美景快乐
第三章 文人风骨
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突围
李贽 一个时代狂人的自自
性格巨星 超级畅销书的作家
思想暴徒 时代囚笼的呐喊者
异端圣徒 收女弟子的老和尚
徐渭 愤怒的疯子
一个怪老头 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
悲催生活史 被命运捉弄的天才
疯子的尊严 本来真而目，由我主张
徐霞客 超越时代的背包客
楔子 从徐霞客的出游说起
家的传奇 官N代和富二代的出游梦想
娘的传奇 成就传奇的伟大母亲
我的传奇 一个超越时代的背包客
后世神话 被夸大的旅程，被曲解的精神
第四章 市井生活
利玛窦的双城记
南都繁会的世俗传奇
伟大城池 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城市
热闹街市 无所不有的集市贸易
茶酒风情 泡茶有茶道，饮酒讲情调
流行时尚 时尚男士的标新立异和争奇斗艳
狂欢娱乐 元宵节的狂欢和民间奢靡之风
皇都积胜的别样风情
皇城气派 京城空气差，人员四类多
繁华闹市 朝前街摆地摊，公务消费是主流
热闹节庆 元宵最热闹，女性爱狂欢
剽悍民风 秀才耍流氓，女比男人强
第五章 科技魅影
当理想照不进现实时
李时珍 野郎中也有存人
民间郎中 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木草纲目》 一本认认真真的书
刻印出版 一段坎坎坷坷的路
徐光启 科学也是一种信仰
我是淘气鬼 我的慈父，我的虎妈
我是落榜生 在科举挫折中寻求生命的真谛
我是翰林官 幸福敲门时的冷思考
我是洋弟子 恩师利玛窦的个人传奇
我是先行者 翻译《几何原本》的心路历程
赵士祯 爱国者的利器
新式武器 掣电锐、迅雷锐、鹰扬炮的威力
痴迷利器 爱国者的理想和追求
研制心得 造不出好武器的国家不配谈富强
第六章 军事风云
一个家族的军事传奇
李成梁 辽东大帅谁铸就
发迹秘史 从穷秀才到辽东总兵官
制胜法宝 辽东铁骑、火器和主动进攻的战术
潜行规则 贪污腐化是官场通行的护身符
努尔哈赤 养虎为患恨难除
李如松 梦中常忆跨征鞍
一个性情人 军二代的霸气和温情
一次大远征 平壤攻坚战的奇胜之术
鏖战碧蹄馆 扬名立万的世纪遭遇战
李如柏 百年一叹萨尔浒
京城大恶少 爱招惹是非的小衙内
风水轮流转 时代风云下的官运和敌情
魂断萨尔浒 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赌博
附录
一个时代的文明碎片
万历朝大事记
万历朝怀占一地图
万历朝名人穿越采访录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描述联这位四百多年前皇帝，你会发现联既可爱又可怜。
    朕叫朱诩钧，自号“禹斋”，你们后人则叫朕明神宗或万历帝。朕属猪，AB血型，处女座，长得体体面面、白白胖胖，心肠好，学习棒，爱骑马，善书法，而且声音充满磁性，**好听。当然也有些美中不足：个子有点矮（（1.65米左右），牙有些黄（氟斑牙），后来又因为疾病的缘故，背变得有点驼，脚有点踱。不管如何，至少在二十岁之前，朕还算一个英气逼人，招人喜欢，让大家充满信心和期望的好皇帝。
    但是二十岁之后，随着朕的老师张居正的突然故去，没有顺利度过青春期的朕开始“失控”，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喜欢。之前一直习惯被强势老师和严厉母后做主的朕，还无法一下子成熟起来，没有学会独立判断，更不懂如何有效疏导内心复杂的冲突，加上周边小人别有用心的刺激，使朕永远遗憾地将自己封闭在青春叛逆期。坦率地讲，朕此后一辈子都处于病态的青春期，具体表现就是做事任性拖拉，容易发火动怒，有点糊涂，有些自私，爱找理由，也爱解释，许多道理都明白，但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换言之，朕一点都不复杂，从心理发育上讲，只是一位一辈子都没长大的任性帝王。也许，你们只有深入地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朕那些或好或坏，或疯或痴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因为朕是帝王，所以朕的好，一旦被放大，便好得一塌糊涂；联的坏，一旦被利用，也会坏得不成体统。这便是“人治”的*大程度坏处。然而，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却偏偏是依赖和重视“人治”。我们讨厌“人治”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却又不能不严重依赖“人治”，因为只有靠“人治”的灵活和变通，中国庞大的社会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但也因为灵活和变通的空间太大，漏洞太多，使得中国（也包括中国人）的问题和悲剧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厚厚的史籍典册中，记载的几乎全部是“人治”的失败，但我们依然迷信“人治”的力量和奇迹。我们也制定制度，却从不相信制度，因此制度总是“人治”的摆设，而非有力的约束。
    于是，讲起历史故事来，朕这样的当事人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那就是一个时代的好坏和精彩，必须要从朕这个做皇帝的故事讲起。
    好心的皇帝温柔是一种施政的美德
    对朕而言，做皇帝只是一份工作、一种职业。要了解朕，不妨从朕的日常工作，即例行的一次早朝讲起。
    首先，你们要打破电视剧里表演的模式，不要以为上朝是一件多么壮观宏大的事情，至少明朝不是。譬如我太祖皇帝朱元璋上朝时，就很有意思。当时，每天上朝的仅正式编制的官员就有近三千人，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的杂职，每日都“接踵趋朝，骄首门下”，场面相当壮观。大概缘于我太祖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所以喜欢走群众路线，偏好大规模的集会。当时除了朝参的官员，他还命令凡奉召来的者老、人才、学官、儒者等，都可以“随朝观政”，而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其“随班朝参，以观礼仪”。于是乎，每天上朝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可以想象当时皇宫门前，会和你们今天看到的故宫一样拥挤热闹。
    到了朕做皇帝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一来不用天天起个大早，组织那么多人上朝；二来仪式大大简化，骏马列队、驯象等繁杂的仪式弃置不用；三来官员人数精简，也不用早早在午门排队，而是直接在宣治门（太和门西边的门）集结，进行御前议事。可有些东西却没改变多少，譬如我朝干部的上朝习惯和个人素养。或许因为祖上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农民军出身，性情粗野，行为散漫，不但导致国家的形象气质一直高级不起来，也严重影响了后世的朝政作风和官场习惯。
    譬如万历十年（1582）正月，刚刚亲政的朕，心里一直不太痛快，因为朕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不够威风，也不够体面。那一段时间，每次上朝办公，都觉得朝臣们甚是不顺眼。一来是百官们的装束太随意，许多人都不按品级穿戴，而是追求花哨的“混搭”。譬如当时流行穿着明绿色的袍服，佩着白色的象牙革带。这种略带俏气的穿戴，或许真是好看，却给朕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按照规制，不同品级的官员都有相应的着装要求，这样朕就可以根据衣服的颜色装束，快速判定官员的职务和级别。但现在都不守规矩，自然乱了套。因为绿袍本来只是八九品官员的制服，而象牙革带则不在官方定例。大家为赶时髦，都这么穿戴“混搭”，他们倒是高兴，可给联造成很大的职业困扰，因为我已经分不清辨不明谁是谁了。再说，上朝就是上朝，又不是走秀，绿森森的一片，撞色实在是撞得招人心烦。更心烦的是，这些面子上赶时髦的官员们，“里子”却相当的土，竟然会当着联的面，毫无顾忌地咳嗽、吐痰。这样的素质，“殊为不敬”，这样的场面，也实在难堪。需要说明的是，联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很讲体面的皇帝。每次上朝，联都要仔细地刷牙洗脸，用一块当时很有名的天理牌肥皂，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然后再涂抹一些“膏泽脂香”，甚至为了显示庄重肃穆，联还要给自己的小脸和脖子上敷上一层喷香的白粉。联这么讲究的皇帝，面对这样一群不讲究的臣子，自然是一百个看不‘惯。
    即便是抛开个人卫生习惯不谈，在公众场合，特别是当着皇帝的面咳嗽吐痰，也实在让人质疑朝廷威仪何在，皇帝尊严何在。要是换成我太祖皇帝朱元璋，可能早就让这些没大没小的臣子脑袋搬家了；要是换成我世宗皇帝朱厚璁，也肯定会把这些不懂礼貌的臣子们打得屁股开花。可朕心肠软，只愿“温柔”地处理这个问题。朕既没砍他们的头，也没打他们的屁股，只是让内阁发个通知，告诉大家以后要注意一点，并明令以后不准再穿那样没规矩的服饰。
    朕不只是在礼仪这样的小节上对大臣们态度友好，如你所知，朕在历目前出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对大臣们“大不敬”的言论出奇地宽容。在朕当政时期，官员们*爱做的事便是骂联，人人以批鳞为荣，或直言不讳：“今阀政狠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或厉声话问：“（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或严重警告：“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诉，山崩穿竭。”更有甚者，直接痛斥：“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
    无论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可能都很难容忍臣子们这样“仙言卖直”的放肆，但朕能。朕虽然生气，可惩罚他们，也不过是扣工资、削官职、逼退体等象征性的警告，*严重的，也就是揍几下他们的屁股。在朕当政时期，没有一个大臣会因为疏谏而丢了脑袋，虽然朕有这样的权力。这种宽容的态度，可以说是少见。因为此前数千年，此后几百年，因批评“领袖”而掉脑袋的政治悲剧，都屡见不鲜。从这个角度讲，朕算得上一个“讲人权”的好君王。而在当时，对于舆论，朕也持自由和开放的态度。有关朝政的评论，不再仅仅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口喃耳语”，而是可以“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也就是说政论集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政治讽刺剧也是能够公然上演的。从这个层面看，朕又是一个“讲民主”的好皇帝。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缘于朕的“宽弛”施政态度，才造就出一个“承平”的全盛之世来。这也难怪后来的大文人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吴伟业、陈洪缓等，都特别怀念联执政时期的那一段黄金岁月。正是：“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朕主政的时代，文臣士子大多个性张扬，想来多多少少也应得益于朕的软心肠。当时做老百姓的，特别是天子脚下的京城居民，也沾了不少朕好脾气的光。譬如，每逢冬天，皇城内外的河面上，凡是结冰的地方，都会有许多京城贫民摆摊，靠“拉拖床以糊口”，而且当时场面相当壮观。河面上满是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色游客。小老百姓能够在皇家地盘上尽情玩耍，帝王时代，可能也只有万历朝才会发生。
    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整个社会应该是“尊卑有序，上下有章，等威有辨”，而不是这样乱糟糟的样子。早在万历四年（1576）时，便有大臣向联反映情况：“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僧拟违礼，法制周遵，上下无辨。”但联并不以为然。如果不用道学先生的眼光看，这样的社会倒是显得更“平等”些。至少在生活享受层面，可以有“平等”追求，并不算一件坏事吧？联之所以不和臣子们计较，甚至有些纵容，就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只可惜后来的帝王和领导都不这样想，以至于随后几百年的中国，又迅速陷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和寡味无趣中。
    ……
    放纵的皇帝青春期的轻狂和愤怒
    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一直很听话的朕，突然决定不听话起来。因为朕*敬畏的师傅张居正已经死了大半年了，而联*害怕的“大伴”冯保也被联抄家了，朕终于获得了全部权力和接近自由，再不用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啦。那年朕二十一岁，已结婚四年，闺女一岁多，儿子半岁多，已是一个当爹的成人、亲政的君王。看谁还能管得了朕？看谁还敢管朕？
    朕决定先干一件耍威风的事，那就是出游。出游的目的地是距京城四十五公里外的天寿山—那里是我朝皇帝的陵寝区，出行的理由是渴陵，就是给列祖列宗上坟祭拜，同时也计划亲自为自己选择一块“吉壤”。在朕这个年纪，生命刚刚绽放，就开始筹划万年之后的谢幕归宿，实在为时尚早，可这又是国家大事，所以我要去，大臣们也不能反对，而朕要加大排场，他们也不能有意见。再说古代做皇帝，从制度层面上已经规定，必须讲究排场，只要皇帝不说精简，那就必须高调。朕现在亲政了，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摆皇帝的威风了。世间已无张居正，大臣们纵然有再多意见，也只能保留在肚子里。
    当然，朕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皇帝，政治经验丰富，也知道有些姿态还是要做的，有些假话还是要讲的。朕先下道谕旨，告诉礼部和都察院，说朕这次出行，一切以“省约”为原则，内外随行官员呢，不得沿途生事、扰害百姓。如果敢有违犯的，那就该咋办咋办。但说完没几天，朕又马上变脸，命令先好好搞赏一下负责出行的警卫部队。其中赏负责“启卫围宿大汉将军及各项官军”这样的中央警卫部队白银两万两，赏负责“山后守备并巡山”的外围警戒部队白银两万两，又赏“御马监勇士官军及内官监拽船、东厂锦衣卫、围宿官校旗军”等皇家近卫军白银一万两。这六万两白银从哪里来呢？动用朕的内祭小金库么？当然不会。朕早就想好了，户部和兵部各分摊一半。当然，朕也怕大臣们有意见，所以不但拉着大学士张四维等内阁辅臣一起出游，还赏给他们一些如“蟒段莺带、伽袋花绦、椰瓢金事件刀儿各物”等各类皇家御制的小玩意，以示恩宠。
    辅臣们除了谢主隆恩，也不好说什么，但不等于不想说什么，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理由和机会罢了。说来也巧，那几天北京城突然刮起了一场“沙尘暴”，“风霆陡作，黄沙蔽天”。辅臣们趁此进言，说按老祖宗的规矩，若老天爷变脸预警
    （天戒），那皇帝就*好不要出行了。这春祀渴陵一事，还是按老规矩，派代表去吧。当时朕正在耍威风的兴头上，自然没有答应。
    于是，一场盛大的皇家出游活动，终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有关这次出行的超豪华场面，你们可以从留传下来的《出警入跸图》上窥见一斑。当时因为太年轻，也因为太气盛，所以出行时可谓玩遍了花样，讲尽了排场。按照明代皇家礼仪规制，这次谒陵采用了*高规格的大驾卤簿仪仗。但朕觉得以前标准定得太寒酸了，远不够威风，所以一再破例，处处升级。譬如皇帝出行的车驾，大格，规定由两头大象牵引，但我用了四头；马辇，规定八匹骏马拉驾，但我用的大凉步辇由二十三匹白马牵引；即便是乘坐的步辇，也采用了二十八人的豪华规制。或许你们觉得太奢华、太腐败，可朕觉得已经够节制了。你说说看，张居正身为臣子，都敢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那朕这当皇帝的，坐个二十八人抬的大轿，算过分吗？坦率地讲，朕就是受了张居正的刺激，才在礼仪上如此铺张浪费。被节俭惯了的朕，就是要反弹，就是要好好摆摆威风、出出恶气，要不这皇帝不是白当了吗？
    朕的出格，还不仅仅表现在出行的超豪华阵容上。朕的一切行为都显得很悠意，甚至是放纵。譬如出警时，朕将自己一身戎装地穿戴打扮起来，并骑了一匹黑色的骏马。要知道这是祭陵，而不是去狩猎。入跸返京时，朕又变了花样，组织了一大批龙船，从水路返回。一路上又是奏乐鼓吹敲打，又是燃放烟花爆竹，玩得不亦乐乎。对于这样的出行，纵是太奢侈，纵是太铺张，大臣们也只能认了，只能忍了，毕竟朕是皇帝，而且是一位年轻的皇帝，以前又那么乖，这次不乖就不乖一回吧。
    但是玩疯了的朕，让他们失望了，因为朕不再是以前那个懂事的少年圣主，朕开始接二连三地不乖起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朕连续四次以谒陵的名义，外出巡幸游玩，每次都动用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队伍。以这样的排场和规模出行，无论是财政花费，还是安排组织，廷臣们都觉得负担太重，不但扰民，而且扰官，大家都已经不胜其烦。于是，廷臣们开始心照不宣地向朕集体提意见。礼部官员负责讲大道理，说英明的君王都不会干这种扰民伤财劳官的事；户部官员则负责哭穷，每次掏钱都不爽快；兵部官员则负责吓唬，说北边蒙古部落蠢蠢欲动，其探子游击部队一直在京城周边活动，叩请御驾小心；而御史言官们，更是不断地打小报告，挑我的刺，说这个不行呀，那个非礼呀……经过众官员的疲劳轰炸，*后说得朕烦不胜烦，也被大大地败坏了出游的心情。万历十七年（1589）时，朕本还想再出巡一次，但监察官员马上闻风而动，纷纷上书净谏，“嗡嗡嗡”地讲了一大堆上纲上线的大道理。为了不被这些批评的奏折淹没，我*终选择了退让，或者讲是一种赌气的、内伤式的消极对抗：从此不再提出巡一事，立誓做一个皇家宅男，不再迈出京城一步，甚至*后连内宫都不愿出了。
    用你们现代心理学术语形容，我是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人，所以对“家”有着病态的依赖和眷恋，朕“宅”在皇宫里三十多年不愿露面就是很好的说明。此外，从朕对自己陵寝（我死后的家）营建的狂热，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定陵那样，朕的陵寝一是宏大，占地面积达18万平方米，地宫面积也有1195平方米；二是安全，不但挖得深，而且门也厚实，你看地宫里七座汉白玉大门，每个都有4吨多重。
    为了满足朕的安全感，也为了和大臣们赌气，朕拼命地花钱，单是陵寝的修建，就花费六年的时间，耗去八百多万两白银。朕承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当时每年国库的收入，也才四百多万两银子。可对朕而言，国家的钱就是朕的钱。朕要怎么花，谁也管不着。大臣们总是对朕哭穷，朕以前信，可张居正的伪善暴露后，朕就不再相信。这么大一个帝国，随便在什么地方搜一搜、挤一挤，也是可以有的。朕也曾建议文武百官捐助工银，其实就是要求各地打黑、黑打，然后上缴“赃”银；幸亏当时工部的大臣觉悟高、原则性强，硬是顶了回去，才没让这个可怕的政策执行下去。后来，朕又想出“开纳事例”的办法，其实就是卖官筹金。不管身份名声如何，也不问资历才学如何，只要肯出钱，就给官做。朕承认，万历中后期，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无不与这个差劲的政策，以及这个庞大的死人工程有关。
    作为皇帝，朕有一个奇怪的嗜好，那就是贪财，有守财奴的毛病。
    按道理讲，皇帝富有四海，本是不应该对钱财这种俗物持太多的热情和关注。但是朕偏偏喜欢钱，而且喜欢通过**手段来多搞钱、搞大钱。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受朕的老师张居正的刺激。
    根据明朝的财政制度，宫里一般不能随便动用国库的钱，而是设专项资金，称作“金花银”。万历初年，每年皇室专项资金达一百万两，貌似很多（当时每年国库收入也仅仅四百多万两），其实一点都不多，毕竟皇家是真正的家大业大。当时单是宫里的宦官总数已逾两万，宫女三千以上，单是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两千口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宫里的开销何其庞大，区区一百万两的银子，自然有些紧张。到了万历六年（1578），朕强令增加金花银二十万两。第二年，又觉得吃得不够好，想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又要求追加十万两。这一次，身为首辅和帝师的张居正不答应了。他以一个道德教化的引导者自居，苦口婆心地劝导朕要“节用爱民”，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以保国本”。同时建议朕节省“一切无益之费”，无论皇宫装修费、御用服装费，还是节庆演出费、宫里发放的小费等，能省都省。当时朕年纪还小，本想搞个元宵灯火晚会，可张居正却劝阻说挂几个灯笼在殿上，意思一下就行了，不必搞什么灯棚烟火；甚至夸张到为了节省一点灯烛钱，还特地将朕晚上的课改成白天上。
    当时的朕还未成年，内心纯真，也很听话，觉得老师讲的和做的都有道理，因此心悦诚服地勒紧了裤腰带。当时朕甚至无力给宫女发赏钱，而只能打白条记账。想来也真是尴尬，身为九五之尊的朕，高兴了喊一声“赏”，满心欢喜的宫女拜谢完，却发现端来的不是白花花的银子或金灿灿的金子，而只是一张小白条，会是多么失望呀！而年轻的朕，面子上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如果张居正做得再好一点，对朕要求再严一点，那么朕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帝，至少会是一个对花钱有正确态度的皇帝。可惜的是，和许多很好的中国成功人士一样，张居正无法怀有一颗平常心，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自己特珠点、腐化些好像就理所应当。于是乎，他一方面满口道德文章，时时要求别人节俭，另一方面自己的私生活却极其腐化。据当时陪他吃过饭的官员回忆，他吃一顿饭要换三套衣服，而且每套衣服都极其华美。他吃的喝的穿的，可都是公款消费呀，因为那顿饭就是在内阁办公场所请的。几年后，朕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共发现“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此外，“在京房产等物折银一万零六百两”，全部折合起来共二十余万两。当然，和今天情形一样，若按大明的傣禄（工资）计算，张居正的资产肯定显得有点多，受贿是铁定的事实，至少可以扣一顶“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的帽子。但平心而论，与前朝地位相似的大奸臣严n相比，与同代势力相当的大太监冯保相比，张居正积累的这点家产，又实在算不了什么。公正地讲，张居正还是颇有操守的。
    但当时年仅二十岁，正处在青春叛逆期，心智远未成熟的朕却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朕只是愤怒地发现自己被一直尊重的“先生”深深地欺骗了，并因此受到莫大的刺激。自万历十二年查抄张居正家以后，朕便严禁官员和宫人在朕面前提及张居正，由此可猜出朕受伤有多深。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张居正“小节”不保，使得朕“恨乌及屋”，张居正十年来苦心为朕构建的节俭、勤勉、己奉公等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全部轰然坍塌。朕毅然决然抛弃那些突然看起来来虚伪可笑的“自我约束”，开始有些偏激、有些变态地补偿起自己来。
    说偏激，是因为朕在钱财这件事上，既小气，又大方。朕小气，那是在对待大臣上，近乎到了吝音的地步。以对阁臣们的赏赐为例，逢年过节，朕*爱送的便是招贴字画，譬如春节时送“大门神、招财利市、福禄狮子、笺纸葫芦”等吉祥贴，万寿圣节（宫里仅次于过年和冬至的第三大节日），赏“金万寿字、银万寿字、金篆字、金书黄符、银书红符”等字贴。朕从小练得一手好书法，这样赏赐起来，除了费点纸墨，近乎零成本。除此之外，朕还会夏天赐几把扇子，中秋赏两块月饼，或应节令赏些卿鱼、嫩笋、鲜藕、批把、杨梅什么的，而且量**小，一两尾、两三枝、十来根、一小篓已经**不错了。当然，也赏银钱，但每次*多不超过五十两；也赐彩缎，但每次*多四表里（即衣料面子、里子各四套）。能得到朕赏赐的，其实也就区区几位内阁大臣，外加几位侍讲官。以赏赐*多、级别*高的首辅大臣为例，一年下来，总共得到的赏赐也不过二百两银子。朕大方，那是在对待自己和家人上，花起钱来毫不含糊，说朕肆意挥霍也不为过。譬如，朕为爱女庆生赏银十五万两、为爱妃过寿赏银二十万两，为弟弟潞王就国赏银三十万两，为儿子福王结婚用银三十万两，而为朕自己营建的寿寝定陵则用银八百万两。
    说变态，是因为朕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沾“朝廷”的光，不断填充自己的小金库，玩些“盗国肥家”的把戏。譬如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朕打着“为宫中喜事赏用”的名义，下诏取户部太仓银（国库）十万两，光禄寺（皇宫专项资金）五万两。内阁答复说国家财政紧张，朕说那就取光禄寺十万两，太仓银五万两吧。内阁还是说不行，朕说那太仓银不要了，只用光禄寺十万两的专项资金好了，但主管的官员立马上奏说内库也是**紧张，还是说不行。你看，这样打太极一般地讨价还价，是不是有点搞笑？但真是没办法，朕拿大臣没办法，知道他们哭穷，可也必须忍着。而大臣拿朕也没办法，知道朕狮子大张口，也必须小心应付。
    因为讨厌大臣们哭穷，所以每次要钱，朕都会恶意放大需求，以换取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过分的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以为“诸皇子婚”采办“大典金宝、玉料、珠香等”礼物为由，向户部提出两千四百万两的惊人预算。这个要求是正常标准的“百千倍”，提出这样的要求，恐怕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吓得当时的大臣“心若坠渊”，并抱怨说要凑齐这么多的银子，只能靠“神输鬼运”了。那么，为何预算这么吓人呢？据当时户部调查发现，宫中列出的预算清单，其中“珠宝杂料”的估值竟然比正常价要高“五六倍甚至有二十倍”。那么，是办事的太监伙同奸商们吃巨额回扣，还是朕也参与其中，趁机捞“朝廷”一把呢？
    根据惯例，当时宫里虚报预算，往往要翻二三十倍才叫正常。譬如，当时要重修京师正阳门楼，大内太监屈指一算，说需要用银十三万两。工部官员马上反驳说，民间要建类似的建筑，只需三千两银子，便是皇家建筑用料讲究些，*多也不过六千两银子。对此，你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来皇子的“婚礼珠宝等项”，*终还是惊人地消耗了国库九百三十四万三千余两白银了。坦率地讲，太监们以这样近乎疯狂的手法作假贪污，没有朕的允许是少见胆量，也少见可能的。身为皇帝的家奴，他们花钱的地方也多不到哪儿去。换言之，他们只是我借机倒腾国库资金，满足自己的曹臀胃口的工具罢了。
    除了“截流”，朕还“创收”。万历中期以后，朕又变着法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民财，“明珠、异宝、文鑫、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这些钱财自然都不入户部的国库，而是归入内祭，也就是朕的私人小金库。如你们所知，朕这个小金库很是丰盈。譬如在朕死后，朕的儿子朱光洛一个星期之内，就从内祭调拨一百六十万两银子稿赏边防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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