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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晚清民初的历次改革，对此期间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社团的发展，以及两大群体事件——立宪运动与保路风潮——的发生，探本溯源，勾勒出不少重要的细节。作者进而评析辛亥革命发作的原委，对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共和与假共和的历史真相深入辨析，颇见思想的张力。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沉思与反抗》，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很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有《村庄：我们的爱与痛》《金葵花焚烧的土地》等多种丛书丛刊。

小引：纪念何为？
从“自强”运动说起
戊戌维新：一场流产政改
新政改革：帝国的绝唱
新兴知识分子及其分化
改革制造出来的颠覆性势力
群体性事件：立宪运动与保路风潮
革命：偶然与必然
真共和与假共和
〔附录〕近代革命诗抄

    二十世纪曙色初露，中国腹地爆发了一场革命，东方的靠前场革命：辛亥革命。然而，革命向何处去？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它是一出正剧，闹剧，还是悲剧？这些都是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学者在海外抛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告别革命”。从论述中可以看到，这里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学生风潮过后，西方知识界开始向右转，革命受到质疑和否定。对此，美国学者摩尔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作出辩护说：“应当公正地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叙法，对革命暴力都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偏见之深确乎十分可怕。把暴力压迫同暴力反抗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然而，从斯巴达思、罗伯斯庇尔，直到现代，以武力反抗他们从前的主人的被压迫者，总是备受责贬。与此同时，正统社会日复一日的压迫，却在大多数历史书籍的背景部分一笔带过。甚至那些激进派历史学家在强调革命以前时代的非正义性时，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爆发前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这样，他们便很好不理性地扭曲了历史。”不是责难旧制度，而是百般贬损由这制度所激发的革命，真是咄咄怪事。随同“告别革命”的口号滚滚而来的，是保守主义的浊流，泛滥于近二十年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颠倒的历史画面，圣徒变成魔鬼，小丑化为英雄。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鲁迅当年不满于同样的情状所说的那样，许多烈士的血被踏灭了，在战士的缺点和创伤那里，围绕着一大群嗡嗡营营的“完美的苍蝇”。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的优选的政治遗产是什么？是结束了长达二千年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仅此一项，革命已是功德无量。当然，一个专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种力量促成的，所谓“力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中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国历目前从来未曾出现过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勇于追求、热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个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的旧制度作殊死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焕发出集体的创造的活力，历史的首创精神。辛亥革命是观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与历目前大大小小的宫廷政变和农民起义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层是新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盗取西方的“天火”，以政党和现代社团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利用现代宣传媒介进行社会动员，让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包括海外华侨共同参与，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论战和斗争实践中所培育起来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意识中的新鲜空气，激荡，播迁，影响深远。民国建立伊始，虽然在社会底层中不见得具有深厚的基础，但当借武力逞雄、上下其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试图挑战它而复辟帝制时，立即遭到举国的唾弃。对于政治寡头、僭主、独裁者，我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如此一致的、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呢？可见这场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练，而且头一次，就把一种普世价值的力量表现出来了。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转眼之间萎落了。在“共和”的废墟上，出现“新的专制”，出现不称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以前是做奴隶，革命以后，竟做了奴隶的奴隶了。历史出现反复，固然有革命者自身的问题，包括思想意识的缺陷，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等等，但是很主要的，还是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幽灵的可怕，在于它可以化为革命的肉身出现，革命到头来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必须善于辨识真革命与假革命，真共和与假共和。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鲁迅即使确信革命已经蜕变，对于革命的前驱者，乃致革命本身，始终不曾有过不负责任的指责；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遗产是珍贵的，所以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青年人看，而深恐失传。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晚清有名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是“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至今仍然置身于这 “大变局”之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想必我们会一再重逢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国大地上靠前次出现这些字眼的时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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