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若以明

近些年来，王中江教授以随笔和杂文的形式就*国文化、哲学和思想发表了广泛的看法，这些看法虽大都是以短小的文字表现出来的，但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背景和深层的旨趣，反映了作者在严格的学术论文之外又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表现思考所留下的记忆。全书的文章有很强的人文关怀，但篇幅都不大，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王中江，河南汝州人，博士，曾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儒学院兼职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致力于周秦哲学和思想、出土文献所见思想、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版有《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式世界观》、《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小序
明哲、文化和公共生活
哲学言说、公共生活和人类风险
哲、明哲和哲学
真的那么“单纯”
神秘体验
雾失楼台
思想形成人类的伟大
“天下何物优选”：道理、权力、制度
自然灾害与制度和人事
政治与伦理：井水与河水？
文化的可公度性与差异性
文化上的事情
情与义:可承受之重
面对“海中巨怪”
默会与女性主义
如何脱下“红舞鞋”
谁主沉浮：猫乎？鼠乎?
“共生”：明智的选择
公天下
化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
古典：源头活水
古代思想的兴起及其流变
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
“和”的原理和价值
“适度”的思想及适用范围的扩展——从人间伦理到生态伦理
儒家精神
儒学的生命线
儒学的价值与我们时代的处境
创造性转化如何可能
“仁爱”与“天人”
“六经”早成
“易”与文王和孔子
从《论语与算盘》谈起
儒家：人文与教化
儒家“民意论”的本质
为礼说句公道话
“耳顺”和“耳聪”
儒家的普遍性与孟子的“正义观”
董仲舒的惊人之处
朱子的“吾生所学”
道家“公共理性”的奥妙
探寻老子学说的奥义
“道法自然”本义
难得“无为”
“清”与政治荣誉
“大器晚成”抑或“免成”、“无成”
新传统：成长和曲折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一个思考
近代思想史中的诸问题
“自强主义思维”
一辆难以驾驭的马车——评《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面对近代中日的历史
“变法”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反驳
“复制”历史 “在劫”难逃
《公言报》“严复佚文说”异见
“经济”、“经济学”溯源
永不尘封的《新青年》
为什么是容忍：胡适的认知
“人类关怀”和“圣人人生观”——从一个具体问题看《论道》与《道、自然与人》之间的不同
张岱年先生的“天人新学”——自然、人和价值
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何种意义上的思想史——境况、描述与解释
人和事：一往情深
哲学殿堂的故事
忆往期新：清华哲学系与“中国哲学”
从京都的“哲学之道”谈起
金岳霖素描
张岱年先生之境
哲人其萎：追思最后时日的张岱年先生
祭岱年张先生文
默以思道淡泊宁静——我所敬仰的张岱年先生
张岱年先生的“为学之道”——“心知其意”和“虚心体会”
痛悼可敬可亲的朱先生
在“情”与“礼”之间
知心话

    真的那么“单纯”
    汉语知识界围绕being的翻译，已经有许多讨论了，这可以从宋继杰博士主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一书中得到印证。出现在本辑中的三位作者，其中两位都是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唐文明博士的加入，似乎有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之感。这个问题仍有讨论的余地，人们甚至可以一直讨论下去而不必奢望有一个“终结性”的“解决”，就像每一个哲学问题都没有终结性的解决一样，除非人们自动放弃了。
    不用统计只须估计就可以知道，影响和造就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众多观念，基本上都是翻译过来的外来观念。“存在”一语只是其中之一，虽然它很好重要。翻译外来观念，好像是宿命，不仅伴随着对它在另一种语言母体中的认识和理解，也伴随着对自身语言中词汇的认识和理解，这也许就是“跨文化对话”中的“跨”的意思吧！
    “外来观念”的“外来性”在发生论和起源论上是有意义的，但它一旦进入到另一个文化和语言系统中，它就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这既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被重新造就的过程。即便“存在”作为Being的译语确实存在着问题，但既成的事实是，它已经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它已经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关心和争论的是作为being译语的恰当性或适切性问题，即使很后大家接受了“是”作为being的译语，“存在”这一“译语”被停止使用，它在中国哲学中已有的经历和情调，也将是一个饶有兴致的“历史”问题。不过，很有可能是，“存在”作为中国哲学的术语仍然会具有它的活力和正当性。
    令人尴尬的是，作为being译语的“存在”，是日本人发明的，尽管古汉语中也有“存在”这个词。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接受这个译语的细节，笼统地说，它是20世纪初中国开始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化和哲学的一个产物。汉语知识界遇到的问题，也同样是日语知识界遇到的问题，虽然日语与汉语差异很大。不用“存在”而用“是”，但所说的“是”在中、日都是翻译的产物，这也许是它能适合“being”的主要原因。严复当时也许是苦于无法，就直接音译为“庇音”。其实现在也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像“Logic”，虽然也有名学、论理学等意译之名，但大家接受了音译的“逻辑”，使用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障碍。中国哲学现在使用的词汇，大部分都是日译转销到中国的，原因是这些日译词汇都是汉字，目语可以使用，汉语更可以使用。大量留曰学人和留学生，他们很容易使用和理解这些词汇，并能迅速地把它们传播到大陆世界。这样的情形，令严复痛苦。严复直接从英语世界翻译出了大量西学术语，这一工作往往让他绞尽脑汁，他自道其良苦用心说：“～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①，但流传下来的很少。曰译西方术语有它的优越性，这是王国维肯定的，因为它往往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来翻译，这使彼此之间能够起到互相补充和互相限定的作用，他特意举出“时间”和“空间”，认为严复译为“时”和“空”不如前者。严复译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沿用古典术语大多一字一词的传统，虽然翻译出来的术语和文字很古雅，但增加了理解和传播的难度。不过，严复译语也有他的优越性，有的译语相当合适，如日语多用“唯××论”来翻译西语中的“××ism”，“唯”这个字就不好，而严复则用“××宗”翻译“××ism”。“宗”取自中国佛教宗派之“宗”，有韵味也能够使人产生联想，无奈人们还是选择了“主义”或“唯××论”的译法。
    文化翻译是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一个被同化的过程，它改造着外来的文化，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文化。中国古代的佛教翻译和解释就显示了文化翻译和交流的双向性。早期的佛教翻译和解释被称为“格义”，即用中国固有哲学主要是老庄哲学的术语来翻译、量度和解释佛经中的名相，一般认为这种方法多有比附性，这也是它后来失去效用的主要原因。如果说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深化和活用的过程，绝不是只追求“本义”和“原意”，那么处在中国佛教早期阶段的汉魏佛教，比起之后的佛教来也许对佛经的理解程度低些，但汉魏佛教自有它的魅力，例如僧肇的理解和解释就很好有趣，后人无法取代。生活中的指鹿为马或张冠李戴很容易被识别，但术语的理解和文本的解释却没有这种简单的明确性，它从来就是一个不断翻新的过程。在古文字和古语中，我们如果有时要确定某一字、某一词的本义和引申意义，就很好困难。西方人理解和翻译中国哲学术语，比起中国人翻译西方哲学术语，可能具有更大的困难，他们即使很理解一个词的意思，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西语词汇也很难，于是有时干脆就“音译”，以免纠缠不清。
    在经济学中，对人的自私自利性的假定，习以为常地使人疏离道德和伦理而心安理得。但这个假定如同假定人都是利他的一样，都是对人性和人的行为的部分抽象。为了让自私自利冠冕堂皇，亚当？斯密声称自私自利的个人经济行为，都不约而同地导向了社会利益。斯密相信，每个人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从事经济活动。他说：“不论是谁，不论他要与旁人作何种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①但这个通义接近可以改成：请给别人所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才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从消费者和提供消费者的关系说，提供消费者一定要考虑消费者的需要，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人们会说他考虑别人的需要和利益仍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我们也可以说由于他实际上为别人提供了利益，他的利益才得到了保证，或者说他实际上首先有利于别人，他才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回报。正当和合理的经济活动，都是互惠和互利的行为，你要想更多地利于自己，你就要更多地利于别人。经济活动中的不道德，其中之一就是违背这种互惠和互利的法则。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