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者忆

杨苡与巴金夫妇交往多年，有着亲历者的诸多靠前手资料。本书记录了杨苡与巴金的交往故事，再现了一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于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文学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贡献颇有助益。

那如梦的往昔岁月
关于“巴金书简”
附录一：林宁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二：林宁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三：巴金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四：《醉》(巴金)
可怕的间隔
坚强的人
梦萧珊
碎梦难拾
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
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
战战兢兢
巴金的心愿
我们的“快乐王子”
真像在做梦
爱征服一切
Adieu！敬爱的先生！
梦李林
从梦中走出
梦回武康路(代跋)

    关于“巴金书简”
    很近一些朋友常谈起我正在整理巴金书信的事。这的确不是谈个半天就可以谈完的内容。人已老朽，往事皆如过眼云烟，云烟有的自然散去，有的却凝聚成一堆堆沉重的记忆埋在心底。要想重新翻腾出来说给世人听，恰似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很难描绘青少年时代的欢笑与哭泣，听故事的人也很难想象当时年轻人的执着与追求，何况这“故事”也是近五十年以前的事了。
    还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那时我早已是巴金先生忠实的读者了。当然不止是我，在中学时我们有几个好友都“迷”上了巴金的所有作品，如饥似渴地从他的字句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心中之火也熊熊燃起，那时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是封建家庭的桎梏却锁住了我想迈出家门的双脚，我羡慕那些同学，她们可以自由地在外面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甚至同邻校的男同学在一起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我却寸步难行。父亲早在一九一九年病逝。我们这一房倒下了这根擎天大柱，整个的封建大家族都盯着这一房遗下的子女日后会不会有出息。坚强的母亲对子女管教很严，她希望我们长大后“争气”，一直认为：“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报国。”其实她很爱国，坚持读报、翻阅那时的进步文学书籍。在抗日烽火燃起时，她曾满腔热情地带动亲友们赶制棉军衣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家里到处放着一堆堆已制好与还未接近制好的崭新的灰棉衣。母亲从早到晚忙碌着，缝纫机的轮子不停转动，我站在一旁，钦佩地望着我那极有毅力的母亲，我觉得骄傲，但又为我自己的落后而感到压抑。我羡慕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中那些自由地生活着的青年人，他们懂得爱，懂得恨，他们在奋不顾身地与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而我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不敢像觉慧一样走出那个和他的“家”那样相似的“家”！
    投身到平津救亡学生运动的青年人中有我的好友――蓁①。蓁的家不在天津，是我们学校的住宿生，她当然比我“自由”多了，这是比较而言，因为教会学校自有一套治理办法。全校上早课时，我们唱过《颂主诗歌》，表面上正在恭恭敬敬朗读着当天主持朝会的女教师选定的章节，蓁的座位一向在我左边一行，与我并齐，她忽然悄悄地递给我一张小纸，上面写着：“来吧！群众是可爱的，他们欢迎你！”我很激动，但也意识到我即将被我的好友蓁抛弃了！
    在今年三八节那天，蓁在一封长信中回忆了她当时的心情：“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的心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唱歌，他完理解并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我这个好友在一九三七年就奔赴延安，巴金曾称赞她路走对了。
    而这时，一九三六年我也正悄悄地写信给巴金，倾吐我所有的苦闷。我觉得孤独，内心在彷徨不安。究竟我该如何反抗？我并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中间，但我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我只会在夜间编织一些美丽的梦，而永远在鼓励我“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的人正是我们共同敬爱的“先生”。于是我写了信，开始称他为“先生”，直到现在。如今五十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收到巴金的靠前封信时，我是那样地兴奋，然而又不能公开，更必须瞒住母亲(其实她后来还是默许了的)。在那些心跳的日子里，我恨不得拥抱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我总想大笑，却有时又怕是做梦。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难道这也是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所编织的一个奇异的梦么？――不是，我把信看了又看，悄悄珍藏在我一只锁住的小铁箱里……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伟大作家同一个渺小读者之间的友谊。
    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在昆明，前次见到巴金，那时他还很年轻，不大会说话，有些腼腆。他到昆明去看萧珊，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也是在一九三八年萧珊和我是经巴金介绍开始通信的，一九三九年我们同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当时已成为好友。过了四年他们在贵州花溪结了婚。抗战后我同巴金先生通信不多，但是同萧珊却一直保持联系，想不到十年浩劫竞夺去了她的生命！而我从那个少有的大动乱一开始就“靠边站”，被折腾了六年，受尽诬蔑与侮辱。一九七二年四月，专案组由于查不出我有任何“历史问题”，只慨叹一阵“何其毒也”之后就把我解放了。而那时萧珊还在人间，只是音讯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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