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欧安魂曲

托尼欧是作家范德海伊顿的独生子，他在圣灵降临节的周日，骑着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被撞倒，年仅21岁的他因伤过重不幸早逝。他的双亲伤心欲绝，深受打击。作家以安魂曲的形式，追溯了托尼欧生前种种偶然事件如何使他走向致死的车祸。这本书超越了个人感情，成为人们遭遇不幸这一情形的见证，感人至深。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生于波兰，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的心》（1899年）、《吉姆爷》（1900年）、《密探》（1907年）等。 智量，我国有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比较文学会副会长。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宁娜》、《黑暗的心》、《贵族之家》、《前夜》、《我们共同的朋友》、《屠格涅夫散文诗》、诗集《双子星座》、《贝壳》等。

序曲没有中间名
上部黑色圣灵降临节周日
第一章一百天
第二章"那么谁是那第三个？"
第三章送错医院
第四章校舎
第五章"移情别恋" 第六章"我们的孩子"
间奏曲2010年9月15曰 下部金链花
第一章白象
第二章背叛
第三章锣槌
第五章"第二轮孵化"
第六章饥渴是精神食粮
第七章托尼欧无处不在
闭幕曲
日食
后记
......

    走了不长的一段台阶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大厅，在这里两位警察把我们转交给了医院的几个护士。我记不起了，这四五个人中哪一个将托尼欧的小皮夹当面交给了我。这个灰色带按扣的可以展开的钱包，在我手里沉甸甸的，里面有许多硬币。我想象着这个钱包还带着他的体温，大腿、臀部或胸前的体温，就看他把它揣在哪儿带着了。在皮夹的背面，有个带自粘胶的电脑打印的标签，那上面有着他的姓名，两旁有些数字。在我们未到场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开始把他变成一些数字。
    那两位警察跟我们握手告别，并祝我们“坚强”。我趁这个机会又仔细看了看女警察的服装。如果眼前的一切很快都过去，我们也了解到托尼欧的康复将持续多久，那我*终还能够――尽管是心情沉重，饱受打击――回到我的写字台旁边重新继续我那本警察小说的写作。在我写字台旁边墙上已经粘贴了一个标准规格的女警官的照片，现在我获得了这个信息，一位“普通”女警察在温暖的日子里会有什么样的穿着。
    她的同事递给我们位于詹姆斯？瓦特街的重大交通事故部门的名片。在那里我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事故。我只需要去询问那些公职人员，他们的名字已经用圆珠笔写在名片上。
    这两位警察挥手跟我们道别，下了台阶，朝着转门的方向，走向他们泊在阳光下的警车。米莉安和我跟随着护士去到重症监护病房。重症监护病房并不同于急诊部。救护车、急诊部、重症监护病房、手术室――托尼欧的身体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一系列的部门。在去到那里的路上，他们中的一个请求我们的原谅，说通知我们太迟了。
    “在他的皮夹里有着好几种证件，但我们没有能够立刻与其中之一……他父母家取得联系。在这样一个时刻，一种生命垂危的处境，我们必须优先做其他的事情。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永远先要去挽救生命。”
    有生命危险的处境。在一个多条通道的交叉口那里，有一位医生在等待我们。我们得知，托尼欧“已经几小时以来”(现在快十点了)躺在手术台上，始终处于濒危状态。
    “创伤科专家马上会来见你们，给你们说一下这期间的抢救情况。”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在重症监护病区。一个年轻护士，金发碧眼，清新如这个春目早晨，把我们引到了一间小小的候诊室中，还问我们要不要咖啡。
    “我更愿意来点水。”米莉安说，她在三人座的长椅上颤抖地坐下后，又贴紧了我。
    “我想要点咖啡，谢谢你。”我说。
    这位护士消失了。她把门开着。门的上方挂着一个很大的厨房用挂钟，上面的时间是10点10分。
    “现在*好不来咖啡，”米莉安说，“我会忍不住一下子想起当年那时候。”
    她突然撑住额头，哭出声来。对我来说，她不用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她在暗示1988年6月的那个早上，当时我们被人错误地送到了斯卢特瓦尔特医院的妇产科。而我嘴里的咖啡气味引发了她的歇斯底里。
    我打开了托尼欧的小皮夹。在证件层里塞着一共5欧元的硬币，仅此而已。可能是这些沉甸甸的硬币让人以为皮夹里面有不少东西。
    一年前的8月，在《一生与一日》的电影酋映式之后，当晚在德灵酒店接下来有个庆祝活动，我坐在吧台那里，注意观察过托尼欧的举止。当时托尼欧和玛尔彦逗留在场地边上的一个光线黯淡的角落，场地上电影剧组的全班人马正在跳舞。而每一次他到吧台这里为那个姑娘和他自己取饮料时，都是拿一张钞票付款，然后把找回的零钱胡乱塞到他的皮夹里(就是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个皮夹)。很遗憾，这个不大有秩序的倾向，我自己在他这个年龄时和之后很久都有，现在也没有接近服。就这样在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越来越多地碰到我们之间的一致之处，发现我被迫想象自己在二十一岁的年龄。这让我很担心，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    “如果托尼欧真的连*小的地方都跟我一样。”在德灵酒店的吧台前我对我弟弟说，他就坐在我旁边，“那他将来面对的日子会很难。”
    弗兰茨当然很了解我，他对我这番话只做出了一点象征性的反对。
    托尼欧皮夹的夹层中，塞着各种各样的证件。无一例外地都附有地址。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十分紧急，比找到他的父母重要得多。
    “OLVG医院的一张就医卡。”我对米莉安说，“他要这东西干什么用？”
    她的肩膀抽搐，艰难地说：“颌骨治疗，一颗智齿。”
    那位年轻护士端来个托盘，把电热壶、茶杯和玻璃杯放到了桌上。“创伤科专家马上就来，他会跟你们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她在离开时说，“如果您还需要什么，请您直接到过道里看一下，也许能看见我们。”P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