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

钱理群先生作为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学者，不仅仅时时关注社会的疾苦，为身处低层却坚毅地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所感动，而且以《示众》为题反省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把自己作为案例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者的关怀、感慨、反思均字字见真情，富有感染力。

《示众》一书精选了钱理群先生近年来很优秀的十余篇文章，主要包括《漫说“鲁迅五四”》《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撄人心”的文学》《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直面中学教育的深层次问题》《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示众》等，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关注青年人成长，关注国家命运的人文情怀。

钱理群，有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漫说“鲁迅‘五四'”
“鲁迅左翼”传统
孔夫子在中国当下的命运
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
“撄人心”的文学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直面中国教育的深层次问题
一百块钱，有多轻又有多重？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
寻求中国乡村建设与改造之路
我的告别词
示众
后记

    有意思的是，正是鲁迅立场的双重性，在今天就遭到了两个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实际上是面临着两种思潮：一个是否定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潮，一个是科学、物质、民主崇拜，将其绝对化的思潮，而这两个思潮都会导致对“鲁迅‘五四’”的否定，我们今天要坚持、发扬“鲁迅‘五四’”传统，也还是必须“横战”。
     对科学、民主、启蒙的否定，来自三个方面。一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的旗号下，将科学、民主，以至自由、人道等理念通通送给“西方资产阶级”，而加以拒绝。一些人则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指责“五四”启蒙主义输入西方科学、民主理念，批判儒学，导致中国传统的“断裂”，是“”的源头，有人甚至因此给鲁迅戴上“汉奸”的帽子。还有一些人也用后现代的理论来批判启蒙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辩明。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四”启蒙主义对儒学(即所谓“孔家店”)的批判。我在很多场合都讨论过，不妨再重申我的两个观点：一是“五四”对儒学的重新评价，其批判锋芒，是指向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和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这才是真正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传统的断裂”确实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却不是“五四”造成的。事实上直到我们的老师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传统文化的修养，真正的文化断裂是从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的。而这正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推行的“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化”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其背后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体制问题。如果把责任推给“五四”那一代人，就不仅会客观上形成对体制弊端的掩饰，而且还会把其内含的“思想专制”的逻辑继承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
     其次是如何认识鲁迅的启蒙主义。确实，有一类“启蒙者”，自命为“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以“导师”乃至“国师”自居，他们的所谓…启蒙”，是要向“芸芸众生”宣示“真理”，强制灌输：这样的启蒙主义是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警惕、所要批判和反对的。他一再声明：自己绝不是、也当不了“导师”，更不是“国师”，道理也很简单：我自己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如何给别人指路?因此，鲁迅写文章、演讲，总是把他自己的困惑、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同时告诉我们：他要和我们一起探讨、追寻真理。他绝不试图收编我们，他只是要逼我们独立思考。――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主义；我们今天也还需要这样的鲁迅式的启蒙主义。
     也还有些人，因为鲁迅在坚持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而给鲁迅戴上一顶“反民主”的帽子，据说这也是鲁迅和专制主义“合谋”的“铁证”。我说过，这是一个可悲的隔膜，恰恰暴露了批判者的民主观的浅薄：实际上陷入了民主崇拜。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鲁迅对民主、科学、物质的批判性审视，是和他对现代文明(他当时称为“近世文明”)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绝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在今天这个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一时的时代，鲁迅的“立人”思想的意义，我想不用多说，同学们都是很清楚的。而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呼唤，更是提醒我们：在关注多数人的“民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精神“自由”。此外，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特别提出了社会“平等”问题，强调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这都是对“鲁迅‘五四…的重要发展，在今天的中国，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当然，还是我们今天的演讲一开始就说过的那句话：鲁迅的思想传统(还有鲁迅的文学传统，那是需要另作讨论的)，仅是……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