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先生纪念集

《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由本书编委会编著，《龚书铎先生纪念集》介绍的龚书铎先生是我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成就很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弟子。龚先生逝世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写下了深情的追忆文字，特此结集，期待有益于读者了解龚先生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与当代中国史学史。

犹忆京师初识时 章开沅
怀念书铎教授重温《创新与求真》 茅家琦
书之缘情难忘――怀念书铎 王汝丰
哀悼与怀念――忆书铎同志 戴学稷
自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史学家――怀念龚书铎教授 萧致治
忆念龚书铎教授 刘桂生
一种境界：有学问没脾气――忆老友书铎 王玉璞
长者风范毕生难忘 庞卓恒
龚书铎先生与中华书局 陈铮
散忆龚老师 程鹏
怀念龚书铎先生 张海鹏
学者兼战士的楷模――纪念龚书铎先生 田心铭
谨献《龚书铎先生纪念集》 刘家和
深切缅怀龚先生 张宏毅
我和龚书铎恩师的情缘散忆 潘国琪
忆书铎先生二三事 瞿林东
开阔的文化史的会通观念――为纪念龚书铎先生而作 吴怀祺
深切的怀念 陈其泰
悼念龚书铎先生 杨共乐
忆龚书铎先生二三事 耿向东
无法割舍的情结――怀念尊敬的龚先生 郑永福
我与书铎先生的“学缘” 杨天宏
“真人”：龚书铎先生印象记 马敏
龚书铎先生印象 桑兵
悼念龚书铎先生 关晓红
我对龚书铎先生的怀念 吴义雄
牢记龚书铎先生的教诲踏踏实实地为学 房德邻
缅怀导师龚书铎先生 郑师渠
杏坛执教青史耕耘――追思我的导师龚书铎 习五一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我印象中的龚老师 谢维
追忆先生――卅载葱茏岁月 一世师生情怀 孙燕京
无尽的思念――回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郑大华
怀念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 梁景和
永远的导师――追忆龚书铎先生 马克锋
回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黄兴涛
追忆龚书铎先生二三事 焦润明
追随先生问学记 郭双林
回忆龚书铎老师 徐跃
人民立场 家国情怀――忆恩师龚书铎先生 宋小庆
二十年的引领――感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李雪梅
亲力亲为的好导师 [韩国]金庆惠
教泽与启迪――怀念恩师龚书铎先生 任灵兰
记先生二三事 方敏
怀念龚书铎先生 李帆
亲炙问学记 张昭军
怀念恩师龚先生 董贵成
怀念恩师 张卫波
从远及近的距离――忆龚书铎师 曾光光
怀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张登德
回忆跟随龚书铎师学习的二三事 邱涛
纪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周其厚
千言的感恩无尽的思念――怀念恩师龚书铎先生 何玲
治学楷模诲人终生 范文明
我对龚书铎先生的记忆 [越南]吴雪兰
忆恩师点滴 邱志红
斯人已逝 幽思长存――缅怀恩师龚书铎先生 曹志敏
从旁听课程到随师问学――我与龚书铎先生的师生之缘 程尔奇
追忆龚师二三事 王建伟
纪念导师龚书铎先生 周福振
问学杂记 张立胜
怀念书铎 张萍子
附录一龚书铎教授生平
附录二龚书铎教授学术系年
附录三龚书铎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目
后记

    有件事可能外人不大了解，书铎是我在北京第一个结识并且成为终生挚友的同行学者。
     那是在1956年暑假，华中师院历史系主任田家农命我与同事孙玉华前往北京，任务是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中国近代史图片展览，并且加印一整套图片带回作为教学参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此前由于自己性格内向且不爱与外界交往，在首都竟没有任何熟人。幸好田主任事先已有联络，安排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寻求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已做好接待准备，安排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陈桂英、龚书铎两位学长负责此事。由于陈老师正苦于血压较高，所以日常联系便落在书铎一人身上。我从小离家在外，在待人接物方面缺少应有教养，与初次见面的生人往往不知如何开口。幸好书铎热忱质朴，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语，开门见山就谈周密的活动安排，除参观图片展览以外，还特别邀请我们列席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师范院校采用)讨论会。出席的人都是副教授以上级别的，有陈旭麓、王仁忱、孙守任、魏建猷等，我当时刚刚评上讲师，所以只能列席旁听。不过在会间休息时，旭麓热情鼓励我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正好继续开会后孙守任与王仁忱再次展开激烈争论，大家兴趣盎然，我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已有一篇争鸣文章刊登在《华中师院学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各地前辈师长面前发表系统学术见解，不料却得到好几位老师的认同，恰巧《历史研究》编辑部郭煜中前来组稿，随后把我这篇孟浪少作摘要发表了。
     北京之行使我与若干同行优选开始有所接触，有的以后成为知交好友，但书铎当时好像正忙于会务或其他什么行政工作，因此没有深谈的机会。会后，在开国初年的政治氛围下，我们也没有任何书信往还，但我在内心是深为感激的，他的热忱质朴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见面已是5年以后，他来武昌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且还与陈桂英合作提交一篇论文――《从清军机处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中央正在提倡踏实严谨的学风，范老已在《历史研究》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黎澍为吴老撰写的大会主旨讲话稿更为全面地展开论述。北京史学界得风气之先，书铎、桂英的论文又是他们多年辛苦经营的结果，自然具有正面示范意义。不过当时我却承担着繁重的会务工作，无法与书铎畅谈叙旧，仅只在他陪同下礼貌性地看望白寿彝先生。记得会上比较活跃的还是上海、广州的学者，如陈旭麓、夏东元、张磊等。
     我与书铎交往比较密切应该是从1963年春季开始，当时华师领导给我两年出外进修的学术休假，已从国务院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华师老院长杨东莼乘机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他从事北洋政府史料征集工作，好像书铎与中华书局的李侃也在他延揽之列。为便于照顾应邀来京的“北洋老人”(如曾毓隽、邓汉祥等)，东老安排我与他们一起住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所以每逢周末休息，李、龚两位多半一同来看望我这个孤身旅京的外地朋友。我们最爱聚会的地方就是紧靠玉渊潭的紫竹院，那里林木幽深，溪水环绕，除风景不错外还可以品尝鲜鱼佳肴。两位学长都有烟瘾，李侃更有酒癖，往往三杯、两杯垫底之后，在烟雾缭绕中谈兴愈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漫无边际的闲侃中学谊与友情俱增。1964年春，杨东莼、刘大年诸先生根据胡乔木建议，筹备建立“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办公室就设在翠微路中华书局院内，我作为办公室人员也随同迁居，因此，与李侃、书铎来往更为方便，记得他们也曾参与部分筹备工作。从1963年春到1964年10月，在这一年多时间，我们交往甚多，相知日深，遂成为终生挚友。
     我于1964年10月因写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横遭中宣部点名批判并被迫离京，不久又遭遇“”更为粗暴的批、斗，自然不便与京中好友保持书信联系。1974年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再次来北京工作，但李侃诸老友却被下放在远离首都的外地。直至1976年“四人帮”垮台，十年动乱结束，我才得以与京中李侃、书铎等老友恢复联系。不过我们此时却阴差阳错地分别从属于中华书局与人民出版社两个山头。书铎与李侃主持面向全国高校的《中国近代史》大型教科书，我则因林言椒邀约，成为人民出版社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负责人。本来中华书局对我关心最多，支持的力度也优选，这种情况自然使我深感内疚，幸好我积压近20年的张謇传旧稿，被中华书局列入由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以《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为名在1986年出版，多少可以弥补这种缺憾。
     几乎是整个80年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都属于显学领域，尽管其间也有小的冷暖起伏。逢五逢十必有纪念性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而论文评选也正好是我与李侃、书铎、金冲及、李文海等好友聚晤的良机。从1984年起，我谬膺校长一职，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常来往于京汉路上，而小巧玲珑的北师大就成为我的优选栖息之地。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与书铎聚会叙谈最多的岁月，而正是通过这些不经意的交流，彼此遂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我们虽然在有些学术观点上有所歧异，但丝毫也不影响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携手同行，因为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有更多的共同志趣。记得我曾在闲谈中为当时已颇为热衷于仕途的学界某公预先绘制一幅“升官图”，而且断言“此人必将大用”，书铎对此预测颇为认同，而此后事实也表明吾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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