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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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
     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5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10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然，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28岁的李国春是在2012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l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一起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专享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他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走南闯北的岁月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62米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煳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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