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自述

刘武生，1933年生于湖南常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1961年至1970年6月，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1970年7月至1977年10月，先后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1977年11月至2003年12月，先后在中共中央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先后兼任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第二编研部主任。2000年1月退休，返聘至2003年12月离开工作岗位。被评聘为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的八十自述》，忆叙了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我的八十自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

前言
周恩来与北京大学(代序)
逃难童年
欢庆抗日战争胜利
喜迎湖南和平解放
一九五○年十一月我在长郡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年十二月我得了结核性脑膜炎
报名参加中央军事干部学校第二次招生
高中提前毕业，但体检不合格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
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历史系学习一年后被调去工作一年
一九五六年复学北大历史系五五级
参加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联合调查组，在反右倾斗争中
受到重点批判、处分
参与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筹建工作
带领北大国际政治系部分学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主编《北京大学》校刊
结合进北大军、工宣传队政宣组工作
调国务院科教组工作
随同刘西尧同志出差上海和安徽
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出差参加上海、江西教育工作会议
为配合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起草《中国教育概况》
聆听周总理谈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准备工作
听周总理讲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在国务院科教组工作期间的几件难忘往事
江青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攻击周总理
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教育部
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
“天安门事件”的风波
在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
沉痛悼念主席逝世
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
参加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工作会议
奉调参加“毛编办”工作
附：二。一。年“五四青年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
团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参与编辑《农村调查文集》
参与编辑《书信手迹选集》
参与编辑《书信选集》
主编《文献和研究》、《党的文献》杂志
附：在《党的文献》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早期文稿》中五篇文章读后
撰写《伟大转折的历史见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文献综述
附：伟大转折的历史见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文献综述
撰写《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
附：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
主编《周恩来经济文选》
撰写《中国腾飞的历史思考》
――试论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渊源关系
附：中国腾飞的历史思考
――试论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渊源关系
主编《周恩来军事文选》
附：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
――读《周恩来军事文选》
主编《周恩来大辞典》
主审《周恩来早期文集》
参与主审《周恩来文化文选》
主编《巨星灿烂丛书》
附：精英荟萃卓尔不凡
――《巨星灿烂丛书》述评
撰写《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撰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
撰写《周恩来在建设年代》(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年)
撰写《周恩来的革命春秋》(一九一○――一九四九年)
撰写《分析好，大有益》
――学习理论关于几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与论述
附：分析好大有益
――学习理论关于几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与论述
撰写《论周恩来做过的两件大事》
――领导南昌起义，召开遵义会议
附：论周恩来做过的两件大事
――领导南昌起义，召开遵义会议
撰写《论周恩来的民本思想和主张》
――学习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民本意识
附：论周恩来的民本思想和主张
――学习周恩来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民本意识
撰写《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
附：两个“伟大转折”与三次“历史性转变”

    逃难童年
     在我幼小的心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我们这一代儿童，造成了逃难童年的深重灾难。
     那时，记得我家住在常德县雷祖殿街，离常德三德小学很近，以便就近上学。当年，我还不满四岁，优选了三德小学幼稚园。“七七事变”后的一天，日本侵华飞机轰炸常德县城，警报拉得震天响，幼稚园的老师抱我送回家，母亲感激不尽。尽管当时我才四岁不到，这幕情景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至今虽已七十九年，仍历历在目。
     时隔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发生了长沙大火，史称“文夕大火”。当晚，我从天井上空看到半边天一片通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随即，父母都说，长沙城发生了大火，一定出了大事。不久，传来为预防日本鬼子轰炸常德城，需要安排逃难的打算。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的爸爸、妈妈决定离开县城去偏僻的乡村逃难。第三天，我爸爸同他店里的一位炊食员师傅商定，准备逃到他的老家――常德前乡黄土店附近一个小山村。逃难地点确定后，我爸爸、妈妈就忙着收拾简单的行装，带一只大木箱，把比较值钱的细软放进去，还带一些日常需用的家什。
     出发到逃难地址的那天，我感到有些悲壮的气氛。我妈妈抱着两岁多的弟弟水生，坐一个“滑竿”（即一种两根竹竿捆着一把竹椅，抱着我弟弟乘坐的“轿子”），我和妹妹分别坐在两个箩筐里，由一位师傅一肩挑着，走到常德下南门要过河到对岸时，两个箩筐放在河岸的陡坡上，我看到我妹妹那个箩筐要滚下去似的，赶忙叫喊，并一把抓住，才避免了一场惨祸。这一幕险景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但我记忆犹新。这是日本侵略者给我留下的一个难忘罪状，仿佛是一幅幻影。
     经过两天的路程，我们一行到达了那位炊食员师傅的家乡。那是一个小山村，距县城约百里路程。我们被安排住下后，我爸爸和那位炊食员师傅就返回县城去工作了。
     留下我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那无亲无故的陌生地方，成天为我们三个孩子奔波操心、操劳，很少看到她老人家坐下歇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天，我妈妈搂着我弟弟水生坐在詹家大屋的朝门闩上，似乎在盼着我爸爸早日归来。这或许是我幼小心灵的一种下意识的遐想。
     当年春节，我爸爸没有回来同我们母子女过年。据说那时他正在常德吉春堂药店当店员，被派往湘潭一艘船上看守药材，这艘船还被日本侵略飞机投弹轰炸过。
     大概过了一两年，我爸爸在春节前夕回来看过我们一次，并商量我们兄弟姊妹上学的事情。当时村里和附近都没有小学校，爸爸便和周围邻居商定，共同请一位私塾老师教我们几个孩子念私书（即《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主要是认字。这位私塾老师只教我们认字发音，不会讲解内容。学习不到半年时间，还被国民党的县教育部门查封了，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当时农村根本没有小学校，有这么一个私塾老师教我们孩子认认字，有什么不好。真是岂有此理。
     私塾被查封后，我和我妹妹，还有几个邻居的孩子都停学在家。记得我们念私塾时，我弟弟也常在一旁呀呀学语，天长日久，有些段落的《千字文》、《百家姓》等，他也能背诵下来。这个印象，我也记忆犹新。
     随着我和我弟弟、妹妹年岁长大，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习问题日益关心。约在一九四二年，为了送我们上正规的小学校，决定从原住的小山村搬到常德铁山坪詹家大屋，以便能上对面祠堂的梁氏族校小学。这是爸爸、妈妈的一片良苦用心。但是，我只在梁氏族校上了一学期，学校就停办了。这所学校只同我家住的詹家大屋隔一条小溪，过桥就到达学校。其他没留下什么印象。 梁氏族校停办后，我和我妹妹失学在家。但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让我们上“洋学堂”。当时，离我们家七、八里路远的一个地方，有一所广嗣阁小学，据说老师是当时保长的弟弟。于是，我和我妹妹，还有几个邻居的孩子，一同赶去上学。我上小学三年级，我妹妹上一年级。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也不分班级，只是教的课本不接近一样。因上学路途较远，记得要翻两座小山，下雨天还要穿木屐（一种木制牛皮雨鞋，里面可穿布鞋）。中午饭都是家里用饭篓带上饭菜。但是，即使这样艰苦的条件，也是好景不长。上了一学期，广嗣阁小学也停办了。我们又失学了！
     广嗣阁小学停办后，我们这帮孩子何去何从，都没有着落。后来，我爸爸说：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要按部就班学习。经他同一家当地中药铺的老板商定，让我家的三个孩子跟他的母亲学习识字，念私塾。这位老太太较有学问，她教我们学习四书五经，最后还教我学习了《幼学琼林》。这位老太太教书不能讲解，只能教我们认字、念字。前前后后将近一年，这位私塾老太太教我们几个孩子认字、念书，增长了不少知识。至今我还记得她老教我《幼学琼林》中的话：“混沌初开，上凝者为天，下凝者为地。”《增广贤文》中的话：“增广贤文，惠语谆谆，昔韵增广，多见多闻。”这类书中的话语，在我脑子中终身难忘。P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