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大角力

在书中，作者与石广生、龙永图、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佐利等中美谈判的一线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借曾经参与谈判重要人物之口，揭秘十年前的那场中美之间的关键性谈判的内幕和细节，讲述没有完结的历史故事。通过历史事件相关方的“信息对冲”，来对当时的标志性事件进行全新解读。

赵忆宁，《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1959年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83年-2003年在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工作，先后任职于政治、文化、经济、热点与专题部五个部门。2003年加盟《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领域转型转向中国与世界的系列深度调研。赵忆宁是中国很很好的女新闻记者之一，从业30年，擅长撰写公共政策制定、中国宏观经济以及靠前问题报道。
近年来撰写中国与世界问题的个人专著有：《大参考—对印朝越巴埃的考察与分析》、《大较量—当中国龙遇到美国鹰》、《转轨中的日本—一个中国记者跨越国境的考察》、《赤旗飘扬—与日共在一起》，以及正在撰写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50人访谈录》。

引言 中国扮演全球经济的领导角色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
第一部分 曲折廿七载：艰难的复关与入世决策
从复关到人世：决策原则与简要历程
三次大战略决策的表现与得失
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的考验
中国人世的双重决策
链接一 专访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
链接二 专访原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链接三 专访第十二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链接四 专访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李侃如
第二部分 利大于弊：中国入世的风险测定
中美双方“误判”中国人世利弊
中国估价人世风险与利弊
经验估测人世风险
链接一 专访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链接二 专访原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徐秉金
链接三 专访原信息产业部法规司司长刘彩
链接四 专访原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
第三部分 自上而下：中国入世的决策机制
顶层决策者的参与和决策信息的来源
多部门协调合力的决策机制变革
谈判代表团的职能与授权
信息披露与民众参与的缺失
链接一 专访第十三任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
链接二 专访第十任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
链接三 专访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尼古拉斯？拉迪
结语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后记 只有镶嵌在历史中的报道才有价值

    从复关到入世：决策原则与简要历程
    一个决策者或者决策群体做决策的起点，首先是要面对做出什么样决策的选择。面对中国复关或者人世，优选决策者们首先要回答：复关人世是必要的吗？中国复关人世的收益与损失各是什么？人世后将能解决什么问题？选择不仅仅和提出问题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选择的属性本能地要将自我置于对象关系中的地位。
    长达27年的复关人世决策过程是从目标设定开始的，只有在目标设定后才构成之后方案制订的链条。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很后是否谈成的结果，所以整个决策过程实际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加入还是不加入，都是从“对我有利”或者“满意原则”出发，而绝不是教科书上以“保证的理性”为指导的“很优化”准则。
    在中国复关人世议题上前后曾做出过三次重大的决策。靠前次是在1972年，第二次是1986年，第三次是1999年，时间跨度为27年。靠前次因“利弊”判断模糊自己放弃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第二次做出正确的判断提出复关申请；而第三次面对“让步底线”的挑战果断做出加人世贸组织的决策。
    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握有的那次机遇。1971年底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随后又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所有靠前经济机构的合法地位，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照当时关贸总协定不成文的规定，关贸总协定在政治层面上应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关贸总协定遵循了联大的这个重大的政治决定，也取消了台湾当局的观察员资格，并正式邀请中国加人。
    随后，亲自指示外交部和外贸部，请他们研究一下“对关贸总协定的看法，对这个组织我们抱什么态度及如何表态”。由于当时我们对关贸总协定了解不深，所以对参加关贸总协定产生了一些疑义，包括政治与经济层面，原因有三：
    首先是经济分析。在他出版的《突围》一书中写道，背后的原因是“对利弊看得不很清楚”。1971年中国整个进出口总额只有120．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48．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7％；1972年有所提高，也就146．9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63亿美元，仍然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O．7％。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很小，仅具备调剂余缺和换取外汇的基本功能，所以经研究后得出结论：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开放市场对我们不利。这种认识在当时不难理解。
    再有就是政治原因。关贸总协定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组成，当时有一种说法：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此外，它所宣称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中国当时搞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 很后是有关部门对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理解上受到局限。比如，当时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当中，有南非、韩国、以色列，这些国家曾是我们所谓的“死敌”。我们片面理解了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很惠国待遇原则”，以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南非、韩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发生经济贸易关系。对于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这是保证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我国决定暂不加入关贸总协定，公开的说法是：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规模再定。
    外贸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报告：“从长远来看，参加关贸总协定在政治、经济上对我国是有利的。但是关贸总协定实行的是很惠国待遇，妨碍我国根据不同类型的国家所采取的国别政策，而且参加了总协定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对协定及其活动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建议目前暂缓参加。”
    从时间上看，这项“初步的研究”仅仅用了不到半个月，而且是由两个部门的技术官员们提交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很后由国务院做出决策，中国自己放弃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机会。有人认为，当时的分析是“基于靠前靠前的政治大气候，是符合当时靠前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遗憾地与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擦肩而过所消耗的收益与成本，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定论的。
    这一“暂缓”一直到1986年我国正式递交了“复关”申请以及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才结束。首先是外界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其次是“门票”越来越贵。借用世贸组织总干事长拉米劝说越南尽快加入世贸的话，“加人世贸组织人门费提高，是因为你如果不加人世贸组织的成本则会更高”。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也许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复关人世长达15年的谈判之路。因此，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世贸历目前谈判时间第二长的国家，排在俄罗斯（18年）之后。
    1982年9月，中国开始启动申请在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同年12月25日，由国家经委、外经贸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请示》，建议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1982年12月31日，时任分管对外贸易工作的副陈慕华批示：拟请万里、劲夫、鹏飞同志批示。这些领导同志均同意，之后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明确提出复关的三项原则与三点要求。
    1986年7月10日，我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由于复关涉及多部门的利益，国务院于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关贸总协定谈判部际协调小组，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任组长。P7－9